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2年第一季度我國GDP季度增幅為8.1%，連續五個季度回落，也是2009年第二季度以來再次降至8%左右的區間，消費、投資和進出口的拉動力仍未顯著改善，經濟運行穩中趨緩的特征較為明顯。雖然總體而言，我國經濟的基本面是好的，經濟發展的潛力很大，但也要正視經濟運行潛在的風險和已經顯現的局部性矛盾，綜合采取各類措施及時化解。其中，居于經濟系統核心地位的金融體系責無旁貸，應積極推動自身服務能力建設，為實體經濟穩健運行提供更大支撐。當前，我國金融服務能力與實體經濟存在差距，要盡快消除各類制約因素，創造金融服務能力提高的良好環境，糾正對金融創新的偏頗認識，為資源配置提供更多工具和手段。

　　金融創新“宜早不宜晚”

　　次貸危機過后，一種觀點認為金融創新是危機爆發的最終根源，進而慶幸我國因金融創新步伐慢而“逃過一劫”、“置身事外”。在這種論調下，金融創新尤其是金融衍生品創新被一定程度地“妖魔化”，我國本已進展緩慢的金融創新步伐進一步受到掣肘。
　　一方面，在次貸危機中我國并未全身而退，毫發無損。在經濟金融一體化背景下，我國并未如發達經濟體般大規模發展金融衍生品，甚至可以說，我國衍生品市場發展嚴重不足。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國憑借“衍生品發展不足”這一所謂“優勢”，就逃過了危機。現實的情況是，在次貸危機中，我國經濟增速、外貿出口、社會就業等都遭遇了困難，并直接促使了擴張性政策的出臺，這一政策在提振經濟的同時，不得不承受價格持續上行壓力、個別行業泡沫和地方政府債務高企，這都是危機帶給我們的負面影響。
　　另一方面，不應忽視金融產品的工具屬性和風險中性這一本質特征。對于危機爆發，金融衍生品已承擔了過多的非議。但究其根源，危機的發生與金融監管體系不完善、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未實現有效協調密切關聯。正是這一因素造成了部分脫離經濟發展需要的“創新”，造成了“創新”脫離“市場導向”，脫離了實體經濟，進入“虛擬的自我循環”。從本質上來看，這是作為工具的金融產品被不恰當、不合理應用的結果，危機的始作俑者在于濫用工具的各類主體，而不在于工具本身。正因如此，在危機過后，發達經濟體和國際金融機構更多規范參與主體的行為，而非限制工具本身，各類衍生品的存續規模也早已超過了危機前的水平，創出歷史新高。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的數據，截至2011年6月份，全球場外市場金融衍生品存續規模達到707.57萬億美元，這一水平已高于次貸危機爆發前期672.56億美元的最高值。
　　對我國而言，創新必將是未來金融發展的一般趨勢。考察現階段的國際金融格局，可以看到金融市場發展的一般標準早已形成，也即所謂“游戲規則”早已確定。在經濟發展歷程中，落后經濟體可利用“后發國家優勢”迎頭趕上。但在金融領域，在“游戲規則”既定且規則制定權被“先行國家”所主導的格局下，越晚推動創新、越晚參與到“游戲”中來的經濟體，較先行國家的差距越明顯，參與規則制定的可能性和話語權越弱，相應付出的代價越高。就我國而言，近年來雖然也在積極參與全球性經濟和金融治理，謀求全球金融標準的制定權，但起步晚的現實使得我們每一步前進都要付出數倍的艱辛和努力。因此，就我國而言，推動金融創新、增加國家話語權、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宜早不宜晚。
　　因此，要正視我國金融創新滯后的現實，盡快形成市場共識，有效破除體制障礙，積極推動產品創新、機制創新和制度創新，發展資產證券化、市政債券、高收益債券等滿足實體經濟需求的基礎性金融產品，顯著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在創新過程中要牢牢把握市場導向和服務實體經濟需求這一根本，以是否利于提高金融市場有效性、是否利于促進金融服務能力建設、是否利于推動金融與實體經濟共生共榮為標準，合理把握創新的界限和力度。

　　金融業應加強自身能力建設

　　現階段來看，為適應實體經濟發展的要求、提供經濟運行穩中求進的更大支撐，金融體系加強自身能力建設，完善機制、練好內功也非常必要。
　　第一，利用市場力量引導微觀主體行為。金融市場是信息的市場，市場參與者通過各種信息的判斷，對產品進行定價、交易。以債券市場而言，發行債券需要披露企業股權結構、經營狀況、資金運用等信息。金融市場信息平臺要讓市場參與者、企業利益相關者，以及其他社會各類主體都了解到企業的經營動向。如果企業盲目追求短期利益，涉足高風險的虛擬經濟炒作，投資者可能會“用腳投票”，對企業的不規范行為形成硬性約束，由此促使企業回歸實體經濟。因此，金融市場的信息披露機制將可提升政府和社會監督、規范實體企業的效果，避免實體經濟向虛擬經濟發展。
　　第二，明確信貸市場和資本市場的差異化定位。對企業而言，合理的融資結構并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企業規模、性質、業務形態和發展目標等因素有所差異，融資場所也體現出一定差異。建立起分層結構后，在現階段金融資源相對緊張的硬約束下，對信貸市場而言，原先投向大型企業的資金得以擠出，這部分資金將為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騰挪出空間。從我國的實踐情況來看，大型企業的融資偏好越來越偏向資本市場，信貸渠道融資的占比顯著下降，而直接債務融資的比重則在快速上升。相應地，大量的信貸資金將被釋放到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中去。
　　第三，遵循并有效發揮資本市場的功能配置。在資本市場和信貸市場分層的同時，資本市場內部也要根據各自特征差異發展和定位。對債券市場而言，作為資本市場的主體和最主要的直接融資工具，以機構為主的投資者結構使得債券市場具有龐大的容納量，直接融資需求應主要通過債券市場解決。股票市場也是直接融資工具的一種，但是股權融資的特征以及眾多散戶參與的投資者結構決定了股票市場的主要功能絕非資金融通，而是解決風險的分散和分擔，改善企業股權結構和公司治理機構。這兩個市場特點各異，定位也應不同。因此，債券市場應定位于滿足實體經濟合理資金需求，股票市場滿足實體經濟穩健發展中的風險分散需求，應是一種定位合理、優勢互補、服務能力最大限度發揮的結構。
　　第四，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金融監管模式。近年來，在金融深化持續推進、金融創新層出不窮的背景下，采用不同監管模式的世界各經濟體秉承了一個共同的理念，即純粹的機構監管模式和純粹的功能監管模式都難以擔當重任，二者相互結合更能適應當前的金融環境。對我國而言，也應參照其他國家的實踐，并結合現階段經濟與金融發展特點，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金融監管模式。這種模式既要持續維護市場活力、鼓勵金融服務能力提升，又能切實提高監管效率、有效防范系統風險。
　　達到上述目的，應該具備以下幾方面的要點：一是中央銀行的監管職責不應缺位。在沒有監管職責輔助和配合下，單純地談論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維護金融穩定”空白且無力，政策效果可能被其他方式沖減，為保障政策效果的有效性，必須要強化中央銀行在金融方面的監管職能。二是功能監管與機構監管要各有側重。次貸危機過后，機構監管的弊端已經顯現，功能監管成為發達經濟體的一般導向，對我國而言，對當前監管模式深層次改革代價太大，機構監管的基礎也客觀存在，因此較為有效和可行的方式繼續實施機構監管，同時提升功能監管的作用，從而形成一個以中央銀行主導下的傘形監管架構。三是以適度監管競爭確保金融運行活力。對我國而言，目前處于市場發展初期，市場化力量不夠強，需要監管自上而下推動市場發展的階段，適度的監管競爭對維持市場活力、激發市場潛能、加快追趕步伐是有利的，而一味地強調統一監管只會讓市場失去活力，掣肘我國金融跨越式發展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