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210期日前召開。論壇成員、北京大學副校長、經濟學教授海聞發表了題為：“中國未來20年：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的主題演講。海聞表示，盡管從大方向來看，中國經濟很可能能夠持續高速增長四、五十年，目前已增長30年，也就是說還能高速增長20年。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不需要處理好當前中國經濟增長面臨的挑戰。中國當前需要重點解決好如何加快城市化進程的問題，這就要在醫療問題、教育問題、住房問題等多方面推進改革。現在中國正處于從一個貧窮落后的農業國向生活富裕的發達國家發展的關鍵時期，當代中國人有責任讓這個國家經濟起飛。

　　海聞認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起碼能夠持續四五十年，五十年也很有可能。盡管由于國際金融危機和國內的一些問題，中國經濟現階段會在短期內出現波動，但仍會有8%的增速。
　　他的論斷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第一，中國仍處于經濟起飛階段。何為起飛階段？海聞介紹說，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在《經濟成長階段》一書中認為人類社會從傳統經濟到現代經濟中間有一個變化過程，這個過程就是起飛階段。羅斯托將經濟形容為飛機，在地上滑行速度很慢，然后就在空中了，而從地上到空中是最最關鍵的時間，是社會的一個蛻變。
　　這個變化主要是兩方面：一個是產業結構的變化，從原來以農業為主逐步變成農業的比重越來越低；另一個是社會結構的變化，從大多數人居住在農村，逐步變為大部分人居住在城鎮。
　　從這兩個結構變化的現狀來看，當前中國還處于這個起飛的階段。從產業結構來看，我國農業已下降到只占GDP的10%，但是服務業比重還不夠。以美國為參照，美國的服務業占到快80%，而中國只有40%，產業結構的變化只走到了一半。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還正處在起飛階段，發展速度不會慢也不能慢。從社會結構來看，中國農業占GDP的比重已下降到10%，但據2011年的數據顯示，中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剛剛降到50%以下。而從世界范圍來看，沒有一個發達國家的農業人口是超過5%的。這就說明，中國還有40%左右的農民需要轉移。
　　要解決農村人口轉移的問題，最根本的是農村的人口必須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化而變化。城市里面必須創造新的就業機會，經濟必須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來吸納就業。根據經濟學中的奧肯定律，每2%的GDP增長能夠降低1%的失業率。中國目前的城鎮登記失業率在4%左右，但是如果加上農村的隱性失業人口，這個數字就會很大，這就需要在足夠長的時期內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以推動農村人口的轉移。
　　有學者認為，GDP增長過快會造成環境污染和能源不足。針對這個問題，海聞的解釋是，中國目前GDP的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市場化和市場進一步分工，使原來隱形的GDP顯現了出來。未來如果GDP的增長主要是由服務業發展拉動的話，就不會出現環境污染和能源不足的問題。
　　海聞認為中國經濟會持續高速增長的第二個理由是，中國特有的市場規模可以拉動經濟的發展。海聞說，早年決定國家比較優勢的是技術上占優的產業，然后是資源配置占優的產業。現在，技術可以轉讓，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所以決定一個國家競爭優勢的主要是成本。中國的國內市場規模大，同種產品國內需求也大，同樣的研發成本，平均攤到每一件商品中就會很小，所以中國就具有了成本上的競爭優勢。只要中國國內的市場規模可以進一步發揮出來，中國就可以延續長期的經濟高速增長。
　　第三，中國的體制改革會對經濟發展產生一定影響。海聞認為，中國的市場經濟還很不完善，還存在許多缺陷。這些缺陷恰恰說明中國的改革還有空間，還能夠繼續通過改革來推動生產力發展。
　　以中國的農業問題為例，中國農業經歷的大發展，關鍵之處在于制度，好的制度能夠把人的創造力和積極性調動起來“體制的改革非常重要，市場經濟的魅力在于利潤的動力和競爭的壓力，中國應當堅持遵循市場經濟規律，而不能因為市場失靈就把整個市場經濟推翻。”他說。

　　在談到2012年中國GDP增長速度時，海聞判斷，今年GDP同比增速不會低于8%。不過他同時強調，盡管中國經濟的起飛還沒有完成，中國經濟還有一段時間的快速增長，但是中國的經濟增長也面臨著挑戰，如果處理不好，也會出現大的波動。
　　第一個是怎樣保持中國經濟的穩定。海聞認為，近幾年中國經濟波動很大，從2007年起，宏觀經濟屢次出現通脹和通縮的趨勢，今天中國經濟還出現了硬著陸的苗頭。政府已經意識到宏觀經濟的問題，在政策上已經有所放松。
　　但是在政策執行方面，中國存在著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博弈。中國現行的體制屬于地方計劃經濟，既不像中央計劃經濟時從全盤來考慮經濟布局，也不像完全市場經濟時通過市場來調節資源配置。以汽車產業為例，中國現在有130多家汽車制造商，這一數字遠遠超過美國和日本等國。地方政府出于政治考慮還在實行計劃經濟，結果許多省份產業布局雷同，這種“集體行動”造成了資源浪費和產能過剩。
　　海聞說，中國作為大國，對市場有很大的影響，但這種影響力往往會傷害到自身。以進出口為例，中國在某一商品上出口量大，一方面會壓低這種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另一方面相應的該商品原材料價格也會上升。中國進口某種商品，這一商品的國際市場價格就會上升，中國就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海聞認為，中國現在出現的許多問題，正是集體行動的結果。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應當允許有不同的聲音和不同的做法，不能任何事都統一行動，尤其政府不能追求全國人民都一致。原本需要分流的東西，就不應該集中去做，在產業上更是如此。
　　第二個挑戰是從微觀層面來講，如何提高企業的全球競爭力。如今中國的企業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企業需要轉型升級，需要兼并重組。
　　海聞表示，上個世紀90年代，美國的企業經歷了一場為全球化做準備的戰略重組，通過不斷地兼并整合，創造出了企業規模，為實現全球競爭打下了基礎。政府在企業整合過程中采取了寬容的態度。
　　與美國相比，中國的產業結構不利于競爭，企業規模偏小但是涉及領域過多，政府資金投入分散，整體產業缺乏創新能力。以制藥產業為例，美國輝瑞集團每年能拿出80億到100美元做科研，這是中國企業根本無法辦到的。
　　第三，中國必須解決市場失靈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因為經濟增長速度越快，市場越發達，市場失靈的問題就會越嚴重。
　　海聞認為，中國社會現有的一系列問題，例如收入分配問題、房子問題、醫療問題、教育問題等，并不是市場能解決的。所以市場失靈的問題不僅關系到社會穩定，還會影響到社會的發展。

　　海聞著重地談了如何解決社會分配的問題。他說，我們必須要區別對待收入差別和收入公平這兩個問題。中國現在確實有著很高的基尼系數，但是我們要批評要控制的是利用特權獲得不公平收入的問題，而不是把重點放在差別上。
　　中國具有很長歷史的均貧富觀念，但是這種觀念是與市場經濟相沖突的，在工業社會，市場經濟不僅僅是要解決生存問題，還需要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海聞認為，消滅貧困比縮小差別更能促進社會進步，如果各方面都在不停地強調縮小差別，很容易助長社會上的仇富心態。
　　至于談到如何縮小收入差別的問題，海聞認為最關鍵的是加快城市化進程，提高農民的收入。
　　在推進城市化進程方面，在海聞看來，加速中國的醫療衛生體系建設是一個大問題，尤其是要解決看病難的問題。隨著人均收入的增長，人們對于醫療的需求大于GDP增速，這是由人的需求臺階決定的。但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中國醫療衛生領域存在著壟斷，導致供給量少價格高，所以要解決問題就必須打破壟斷。
　　但是還要看到，在中國的醫療和教育領域存在著市場失靈，解決這兩個領域的問題不能單純依靠市場。
　　那么如何解決醫療領域存在的問題？醫療改革當然是可行之策，但是海聞認為，中國目前的醫療改革方向不對，醫療改革難的核心問題是相對供給不足。同時，與美國相比，中國個人所承擔的醫療費用高，原因是支付系統不完善。
　　對于壓低醫療價格，海聞是不贊同的，因為當價格低到一定程度時會抑制供給。他認為，解決醫療改革問題要從兩個方面做起，一是增加供給，鼓勵社會投入，民間辦醫院。在這方面，政府應當把醫療行業當成特殊的服務行業，對其進行財政補貼，在制度上保證醫療對社會的服務。同時他還指出，中國的醫療改革必須把醫生作為核心，將重視對象由醫院轉向醫生。
　　二是要解決支付問題。在這里海聞講到了醫療支付的英國模式和美國模式，英國模式是對醫院進行補貼，美國模式是對病人進行補助。從經濟學上來講，英國模式是社會福利，美國模式是解決市場失靈。他認為，高福利正是歐債危機的根源，以中國當前的實力和對未來的考慮，中國應當采取美國模式，首先要解決窮人的看病費用問題。
　　此外，中國還應當完善醫療保險制度，其好處是一方面解決了看病貴的問題，另一方面可以在醫院與保險公司之間建立一種監督機制。
　　教育問題是另外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海聞認為，中國現在的教育沒有遵循教育的規律，學生被禁錮在做題上。中國要想成為國際大國，需要的是創新人才、國際化人才和能夠適應工業化的人才。從城市化的角度來看，政府需要提供培養技術工人的機構，以解決農民工進城就業的問題。
　　教育的問題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中國的高等教育發展缺陷。海聞比較了中國和美國的大學教育體系。他說，美國的大學教育體系是寶塔形的，以加州為例，加州大學有十個校區用于培養尖端科研人才，加州州立大學有二十個校區，但是最高只提供碩士學位，而社區大學有遍布整個州的近百個教學點，主要提供培訓教育。在這個教育體系內，學生是可以流動的。而中國目前的大學教育，只關注高學歷，很少注重基礎教育，甚至缺乏面向農民工的職業技術培訓學校。中國城市化過程中有大批農民進城，未來二十年必須考慮如何教育這些人的問題。
　　第二，移民子女的教育問題沒有解決。中國有8000萬左右的農民工子女，其中，有大約2000萬在城市里上學，很多城市根本不管他們的教育問題。其余6000萬的留守兒童，子女與父母之間容易出現感情問題，甚至容易出現犯罪現象。海聞說，農民工子女得不到良好的基礎教育，這個問題比大學生畢業買不起房更為嚴重，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市場失靈，必須依靠政府的力量來解決。
　　第三，國際化人才的培養問題。海聞認為，國際化人才的培養問題十分急迫。二十年后中國一定是國際大國，從國家層面上來講，我們不僅需要培養國際經濟人才，還要培養國際法律人才、國際政治人才、工業化人才和服務人才。中國的大學教育必須得開放，吸引國際上優秀人才來大學里教書或學習。當代年輕人必須為將來的國際化做準備，不光是語言，還要在理念、規則、知識上與國際接軌。
　　住房問題是另一個大眾關心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海聞認為，首先，人們對住房的預期不能太高，因為預期越高，人們的幸福感就越會下降。其次，住房與教育和醫療一樣，存在雙重性，既有市場的一面，也有市場失靈的一面。政府要做的是解決市場失靈問題，為買不起房的窮人提供廉租房和政府補貼，而不是干預整個房地產市場。
　　海聞談到了中國目前推行經濟適用房的過程中出現的許多問題。比如經濟適用房的享受主體應該是窮人，目的是保證窮人有地方住，而不是將房子便宜賣了就是經濟適用房。在經濟適用房的推行過程中存在著不公平現象，許多富人也在享受經濟適用房。

　　海聞認為，如何度過國際環境的特殊階段，對中國來講將是一個考驗。因為任何一個國家的突然崛起，都一定會打破世界平衡。所以中國既會面臨政治上的考驗，也會面臨經濟上的考驗。
　　海聞指出，美國在1999年的時候，實際上已經把中國作為主要矛盾對象了。“911事件”后，美國將主要矛頭指向恐怖主義，先后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使中國獲得了良好的國際發展環境。
　　在經濟上，海聞講到了反傾銷的例子。他說，以前美國是不在乎中國的出口的，因為當時的中國沒有威脅到它的利益。隨著中國國家實力的增強，美國開始對中國反傾銷，因為中國的崛起威脅到了它的國家利益。
　　應對當前國內外的各種矛盾，海聞認為：
　　第一，當務之急是必須要解決改革的問題。首先是國企改革，以前的國企改革主要是為了提高效率。如今隨著國企的壯大，國際社會在質疑中國國企的發展模式，美國等國用各種反傾銷反補貼抑制中國國企，國內也對國企非常不滿。所以今后國企的改革，更多的是要創造一個市場準入和公平競爭的環境。其次是稅收體制改革。海聞認為，中國的稅收體制改革非常重要。他比較了中國地方政府和美國地方政府兩種不同的政府行為。由于中國地方政府主要稅收來源是營業稅、增值稅和所得稅，為了增加稅收，地方政府都十分熱衷于發展總部經濟，造成了中國企業小而全的特點，滋生了地方保護主義。反觀美國，美國地方政府的主要稅源是財產稅和消費稅，這兩個稅種跟企業沒有關系，有關系的是地方環境，所以美國地方政府的主要努力就是能夠把地方環境搞好。還有一個就是教育改革。海聞認為，教育改革要在這幾個方面努力：城市在基礎教育上的投入和改革，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必須重視起來；高等教育資源的分布，要改變中國目前高校過于集中的現狀；高等教育的模式要改變，要以激發學生的興趣為重點等等。
　　第二，中國政府要加快政府職能的轉變。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市場經濟不發達，社會大眾需要政府的鼓勵和示范。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要做的應該是解決市場失靈問題，而不是繼續干預經濟。解決市場失靈不能用計劃經濟的辦法，要有更為行之有效的策略。
　　第三，整個社會需要調整心態。海聞認為，中國的社會發展很快，但是中國的文化發展有些跟不上，在很多方面，中國人的觀念存在著與市場經濟和現代經濟不協調的地方。當前中國存在著相當嚴重的小農心態、狹隘民族主義和民族悲情主義，這些都不是大國和強國所應有的心態。隨著中國逐步成為負責任的國際大國，這些心態都必須要改變。
　　第四，要妥善處理國際關系。中國需要讓世界各國能分享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收益。國際公關非常重要，中國在與其他國家打交道時，有時候甚至需要吃點虧，以吃小虧的方式來避免更大的矛盾和沖突。
　　最后，海聞說，現在中國處于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個時期，從一個貧窮落后的農業國，正在向一個生活富裕的發達國家邁步，所以當代中國人要有充分的信心。現在中國在經濟上和社會上是有很多不夠好的方面，但它的基本面是向上的，是在進步的。當代中國人有責任讓這個國家能夠更好地度過這個起飛階段，使我們國家成為真正的富裕國家。

　　鏈接一：市場失靈的經濟學范疇解釋

　　經濟學范疇上的市場失靈，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個是公平性問題。市場不管分配的問題，市場經濟的魅力就是創造差別。能干的人富起來，不能干的人窮下去，市場越發展，就越會產生這樣的問題，但是作為人類社會，窮人如何生活是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第二個是外部性問題。外部性的東西是市場不包括的，它分為負外部性和正外部性，企業在創造GDP的過程中會造成環境污染，污染的環境就是負外部性，而新科技的產生、人才的培養給整個社會帶來的收益，則是正外部性。

　　鏈接二：競爭優勢主要靠規模經濟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曾談到國際貿易當中的壟斷競爭和規模經濟。他指出，專利的出現，不光保護了企業的創新，更保護了企業的生產規模。然而現在專利雖然依然存在，但是對企業規模的保護越來越弱。如今，決定一個國家競爭優勢的主要是規模經濟，近些年來自由貿易區的出現，就是為了擴大市場規模，降低成本。

　　問：城市化進城需要注意哪些問題？
　　答：城市化是體制上的一個改革，進城的農民不該被當成農民，要當做城里人。所以這時候政府要取消戶籍制度，逐漸地給農民一個同等的待遇，這是城市化的根本途徑。

　　問：美國的教育也存在著很大問題，美國學生在數學和科學方面的水平越來越低，許多美國企業到中國來招人，這個問題如何看待？
　　答：這說明美國人很善于運用全球的人才，也反映出美國的開放政策。美國的教育肯定存在問題，但是與中國相比，它的問題較少。人才多種多樣，美國培養了很多的醫學人才、商學人才和法學人才。這個社會并不需要很多的理工科人才，因為理工科需要的是少數精英的創新，但是進入發達社會以后，人文學科就會需要很多的人才。美國的教育注重培養個人能力，同時善于引用全球的人才，開放的心態很好。

　　問：國有企業改革會不會出現國有資產被賤賣的情況？
　　答：國有企業改革并不是把所有國企消滅掉，更重要的是允許行業準入。比如銀行業和航空業，能不能允許有條件的私人企業去搞。國有企業改革并不意味著所有國有企業都要改革。
　　國有企業改革原來有一個很好的思路，就是兩步走：第一步是對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這個基本上已經完成，國企不再是百分之百國有了，而是國家控股的上市企業。第二部是國有股減持，這個計劃初衷很好，但是后來停止了，原因是國有股減持沖擊了股市，使股市下跌。國有股減持是需要有步驟的，分期分批減持是可行的。
　　國有企業是不是被賤賣，主要是看處理過程。如果通過一個公開公平競爭的規范的市場減少國有股在企業中的份額，并把錢用于投資公共事業，就不會存在賤賣的問題。

　　海聞，浙江杭州人，北京大學副校長。
　　工作和學習經歷：1969.03-1978.03，黑龍江虎林縣紅衛公社下鄉；1978-1982，北京大學經濟系學生，獲經濟學學士學位；1982年-1983年，美國長灘加州州立大學經濟系研究生，獲經濟學碩士學位；1984年-1991年，美國戴維斯加州大學經濟系研究生，獲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1988年-1990年，美國加州州立大學(舊金山、圣克利門托)經濟系講師；1991年-1992年，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經濟系講師；1992年-2002年，美國福特路易斯學院商學院經濟系助理教授、副教授(終身職)；1995年至今，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1995年-2008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教授；2002年-2005年，北京大學校長助理；2005年至今，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原北京大學深圳商學院)院長；2005年至今，北京大學副校長；2008年至今，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