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口眾多等因素，中國早晚要走出廉價勞動力時代，但不會走出勞動密集型時代，這就存在一個兩難的問題——工資過高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工資太低則與對個人價值尊崇這一發展方向相違，而找到兩者平衡點堪稱一個‘可比肩諾貝爾獎水平的難題’。”——斯德哥爾摩大學鮑威爾教授

　　轉軌期低工資制度的主要特征

　　其一，總體的低工資與局部不合理的高工資并存。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職工收入有了顯著提高。從名義工資來看，我國職工平均工資1978年為615元，2010年則達到36539元；扣除物價上漲因素，這一時期我國職工平均實際工資增長了883%。然而，我國職工工資總體上仍屬于低工資范疇，其中有兩種低工資狀況尤其值得關注：
　　一是在最低工資標準邊緣徘徊的低工資。有些企業特別是一些民營企業，將職工工資標準鎖定在最低工資標準或其上方附近，其實質是剝奪了相當一部分職工本應獲得更高收入的權益；也有些私營企業通過種種方式將職工工資壓低到最低工資標準之下。有調查表明，人力資本較低的農民工工資往往難以達到最低工資標準，服務行業、私營企業、小企業中對最低工資標準的執行情況較差。
　　二是由二元勞動力市場導致的同工不同酬的低工資。比如，在同一單位干同樣工作，“編制外人員”與“編制內人員”的收入可能相差數倍。
　　與此同時，我國金融等壟斷性行業職工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資外收入等方面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則更大。
　　其二，低工資與教育、醫療特別是住房制度改革引發的高支出并存。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相繼推出了教育、醫療和住房制度改革等重大舉措。在較長時期內，教育改革中的某些舉措蛻變為大學高收費和中小學亂收費；醫療改革中的某些舉措蛻變為“看病貴”；住房制度改革中的某些舉措蛻變為城鎮廣大中低收入群體難以承受的高房價。
　　其三，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近20年來，我國個人收入差距持續急劇擴大。1978年，我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約在0.16-0.17之間。現在已高達0.561，突破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0.4）。此外，我國居民的財產差距又明顯超過收入差距。

　　轉軌期低工資制度的成因

　　一是勞動生產率較低，經濟發展方式尚未發生根本性轉變。1979-2010年，我國經濟年均增速為9.9%，是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速的3倍多。1978-2009年，我國勞動生產率提高858.8%，年均增長7.6%，但勞動生產率仍較為低下。長期以來，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觀念在我國普遍存在，“高積累、低消費”的傳統做法在我國經濟建設實踐中并沒有太大改變，經濟增長中消費需求的拉動作用不足，第一、三產業的帶動作用不足，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的作用不足。許多產業和企業都集中在價值鏈的低端（即“微笑曲線” 的中間環節），經濟發展方式并未發生根本性轉變。
　　二是勞動力供求嚴重失衡且日益顯性化。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市場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傳統經濟體制下大量的“隱性失業”逐漸轉化為顯性失業。據筆者研究，2002年，我國城鎮真實失業率約為9%，屬于國際劃分標準中的失業問題嚴峻型。盡管我國有的地區在短期內也出現過“民工荒”，但其主要是工資過低或勞動力結構供求不平衡所致，我國勞動力總量明顯供過于求的基本格局至今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十二五”時期，我國城鎮每年需安排就業的勞動力約為2500萬人，崗位缺口約在1300萬以上；每年還需轉移農業勞動力800萬-900萬人，就業總體形勢依然較為嚴峻。
　　三是利潤、稅收、資本積累侵蝕工資，勞動報酬占比過低。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呈持續下降態勢。1995-2007年，從收入法核算的國內生產總值來看，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從51.4%持續降至39.7%，資本所得（固定資產折舊加營業盈余）占比則從36.3%持續升至46.1%，政府生產稅凈額占比也從12.3%增至14.2%。
　　四是某些資源類產品價格過低。有學者指出，近些年來我國利潤率高的行業，大多數或者是資源壟斷性行業，或者是環境污染較為嚴重的行業。這些行業的回報率較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其許多利益是在損害國家和公眾利益的基礎上獲得的。
　　五是個人收入分配體制與機制尚不夠完善。從宏觀來看，一是國家對某些壟斷性行業不合理的高收入缺乏有效的調節手段；二是國家機關、事業單位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尚不完善。近些年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速為10%左右，財政收入年均增速為20%左右，但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許多職工的實際工資卻不升反降（名義工資的增長速度遠低于物價上漲速度）。而不少國企高管（特別是某些壟斷性行業的國企高管）濫用企業工資分配自主權，自定高額薪酬，同時又壓低一般員工工資。

　　低工資制度的二重作用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實行的低工資制度具有二重作用。
　　首先，我國低工資制度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一是明顯提高了積累率，促進了經濟長期較快發展。1953-1978年，我國積累率年均為31.1%；1979-2010年，我國積累率年均為42.1%。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我國若實行較高的工資制度，則較高的積累率和經濟增長速度是不可能的。
　　其次是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和民間投資，加快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外商直接投資和民間投資的根本動機是追逐高利潤率，而低工資制度則是其實現高利潤率的重要手段。
　　當然，我國低工資制度也有不容忽視的消極作用。
　　一是嚴重擠壓了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不利于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我國消費率不斷創出新低，已由1978年的62.1%降至2009年的48%，明顯低于國際平均水平。
　　二是在較長時間內助長了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不利于經濟發展方式實現根本性轉變。在勞動力成本和其他生產要素價格被嚴重壓低的情況下，從微觀經濟到宏觀經濟都易于忽視實施自主創新戰略和名牌戰略，易于走高投入、低產出、低效益、高污染的道路，從而形成不合理的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

　　改革與完善相關制度建設

　　筆者認為，基于我國國情和現階段的奮斗目標，低工資制度還不能迅速退出我國歷史舞臺。然而，必須采取得力措施，對我國現行低工資制度進行改革與完善。
　　在總量上，應顯著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
　　在結構上，應本著保底、提低、擴中、調高的原則，使不同行業、不同群體的收入比例較為適當，盡快扭轉個人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
　　從長遠來看，為充分體現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優越性，更好地貫徹“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推動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實現根本性轉變，順應廣大人民過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我國應在經濟發展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上，最終甩掉低工資制度的帽子，逐步向中、高工資制度過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