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刑法學界對作為盜竊罪對象“財物”的研究偏重經驗式的歸納，規范意義上的解釋學研究較為缺乏，尤其是對財產性利益能否成為盜竊罪對象存在很大爭議。有學者認為盜竊罪對象不僅包括有體物、無體物，也包括財產性利益；另有學者否認財產性利益可以成為盜竊罪對象。理論上的紛爭給司法實務帶來很大困擾。如，采用技術手段秘密向自己持有的銀行賬戶內增加存款后尚未取款，成立盜竊罪未遂還是既遂？債務人盜竊債權人保管的借條可否成立盜竊罪？等等。我們認為，財產性利益應當解釋為盜竊罪對象。

　　作為盜竊罪對象的財產性利益，必須具備以下三個特征：
　　一是管理可能性，也就是可支配性。某種東西雖然對人類有用，但如果人力尚不能有效控制、支配，就不能認定為財產性利益。如，普照大地的陽光人類尚難以有效控制，原則上不能成為財產性利益。但通過現代光伏技術將太陽能儲存在電池組中，就是人類可以有效控制的，屬于財產性利益。
　　二是轉移可能性。盜竊罪屬于轉移占有罪，必須將財物、利益由原占有人轉移到行為人或第三人占有。這就要求，與行為人取得財物或利益相對應，對財產的法益侵害必須發生在先前的占有人身上。不具有這種轉移性的利益，不可能發生轉移罪所固有的法益侵害，因而也不能成立轉移罪。
　　三是財產性價值。財產性利益必須具有值得刑法保護的財產性價值。但學界對如何判斷財產性價值有客觀價值論和主觀價值論的爭議。考慮到《刑法修正案（八）》對盜竊罪成立條件作了修改，除了數額較大（以下簡稱“普通盜竊”）之外，還包括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4種（以下統稱“特殊盜竊”）。我們認為，在普通盜竊中，財物的價值仍應以經濟價值衡量，并需達到司法解釋規定的數額較大的標準；在特殊盜竊中，對象的經濟價值即使沒有達到數額較大的標準，只要具有一定使用價值，就具有財產性價值，行為人就可以成立盜竊罪。

　　將財產性利益解釋為財物并未超出財物的文義可能范圍，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
　　首先，民法理論上“物必有體”的觀念并非絕對。在民法學界，是否應當承認無體物為法律上的物，自羅馬法以來立法例上就有分歧。羅馬法將物分為有體物和無體物。法國沿用羅馬法關于物的概念。德國和日本民法則堅持“物必有體”的觀念。在我國，《物權法》頒布之前，民事立法中幾乎沒有“物”的概念及界定，最常見的是“財產”一詞，而且“財產”也往往在不同意義上使用。《物權法》明確使用了物的概念，包括動產和不動產，同時規定：“法律規定權利作為物權客體的，依照其規定。”有民法學者指出：“我國《物權法》雖然原則上將物的范圍限定為有體物（動產和不動產），但又為將來物權客體的發展留出了足夠的空間。”
　　其次，刑法理論上財物的有體物說也非不易之論。在日本，關于盜竊罪對象財物的含義，占支配地位的是有體物說。但管理可能性說一直是有力的見解，甚至有觀點認為幾乎所有的利益盜竊行為都具有可罰性。對于無體能源電能否成為盜竊罪對象，在德國、日本、法國等不同國家、甚至同一國家的不同歷史時期的司法實踐中有過大相徑庭的判例。如在德國，帝國法院的判決曾經拒絕了將未經許可使用電力能源的行為作為盜竊加以懲罰，因為電是不能稱為（物質性的）物品的。但是，這個案件（在1900年）推動了在刑法中增加禁止抽取電能的條文。又如法國1810年刑法典規定的盜竊罪并未就“在電表上作假”進行偷電的行為作出規定，也未對直接與電力公司的輸電網進行搭接連線進行“偷電”的行為作出規定。但是判例并沒有因此對采取這些方法竊電的人不適用刑法典第379條的規定，并且法院認為“電是一種可以占有的動產物品”。可見，盜竊罪對象必須是有體物并非不易之論。如果能在準確把握立法精神、科學運用刑法解釋原理的前提下，將該行為解釋進刑法的明文規定之中，那么，對該行為進行定罪處罰就并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反而是貫徹罪刑法定原則的當然要求。
　　再次，我國刑事立法并不嚴格區分財產與財物。財產是一個人所有的具有金錢價值的各種權利的總體，包括物權、債權等各類財產性利益在內。《刑法》總則第92條規定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包括依法歸個人所有的股份、股票、債券和其他財產。據此，財產性利益屬于《刑法》規定的“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但縱觀《刑法》分則條文，卻沒有與之完全一致的表述。承擔保護公民私人所有財產首要任務的分則第五章章名是“侵犯財產罪”，但該章中所有條文凡言及犯罪對象的幾乎一律表述為“公私財物”。如果將公私財物局限于有體物，不包括債權等財產性利益，將會出現總則指導性解釋規定（第92條）在分則無法獲得具體體現的情形，這恐怕不符合“總則指導制約分則”的理論通說，也與立法旨趣相悖。因此，合理的解釋應該是，《刑法》中財產與財物具有同義性。當然，財產性利益是否可以解釋為所有財產犯罪的對象需要結合各罪的行為特征進一步探討，但解釋為盜竊罪對象是有利于合法規范妥當地處理有關司法疑難案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