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份宏觀經濟數據再次凸顯中國經濟深層次調整的巨大壓力。一面是生產價格指數（PPI）在28個月以來首現負增長，一面卻是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3.6%，PPI與CPI之間的“價格差”越拉越大。PPI的負增長表面，實體經濟需求不足，企業難以把上游的成本上漲壓力轉嫁出去；CPI增長超預期表明“通脹陰霾”遠未散去，如何實現經濟結構調整下的“價格闖關”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
　　事實證明，中國控通脹絕對不能盲目樂觀，當需求型、貨幣型以及輸入型通脹消退的時候，成本型通脹卻正在逼近。從中國通脹發展的未來趨勢看，盡管短期內推動物價上漲的因素可控，但長期壓力難以得到根本性緩解，要素等成本推動型價格上漲將成為中國新的通脹壓力。
　　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當前價格總水平的上漲，是對長期以來要素價格失衡的一種回補。從全球范圍看，當代發達國家進入了長期的后工業化進程，并且展開了水平分工體系，也同時形成了發達國家之間的價格體系。而發展中國家由于工業基礎相對落后，只能與發達國家展開垂直分工，即主要以原材料和初級加工產品與發達國家的深加工產品交換，由此不斷拉開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發達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將發展中國家納入其全球化分工體系，由于國際競爭激烈，發展中國家產品被迫接受較低的價格，并壓低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這樣就形成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高低相差懸殊的兩種價格體系。
　　長期以來，我國在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供給下，企業得以克服資本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作用，通過以低廉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內外市場上獲得競爭優勢。低要素價格（包括低土地成本、低環保成本、低資金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國以低價的中國制造風行全球，也形成了中國補貼全球生產成本，補貼美國消費者福利，補貼全球化紅利的失衡格局。
　　如今，低廉的勞動力和資源條件正在失去，經濟發展將面臨高成本阻礙風險。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主要描述了發展中國家在“起飛”階段的發展形態，表現為傳統部門為現代部門提供“無限供給”的充裕勞動力。但這種狀況將隨著經濟發展而發生變化，亦即出現“轉折”。根據劉易斯的觀點，現代部門擴張之初的一段時間里工資將保持不變，之后經濟發展進程將面臨第一次轉折，工資水平從不變制度工資開始上升。
　　當前，中國正逐步走出第一階段，這預示著資本的原始積累初步完成，勞動力的低工資時代即將結束，勞動報酬將加速上升，這意味著現代工業部門已經不能再用“不變工資制”來吸收“無限供給”的勞動力，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動下逐步回補，這樣工業部門的利潤有可能越變越薄，更多的資金從實體經濟出走，尤其在流動性的推動下，資本品價格（某種程度上農產品也可被視為類資本品）將以更快的速度上漲。而另一方面，技術進步較慢，低端勞動密集程度較高的農業部門將出現劇烈的價格上漲。農產品和一些非貿易部門價格的快速上漲，系統性地推高了整體消費物價的中軸水平，因此，中國當前的通貨膨脹不僅僅是輸入型或是流動性驅動型的，而是要素供給趕不上貨幣需求的結構失衡型通脹。
　　隨著資源日益緊張，資源要素價格扭曲對于經濟可持續發展、產業結構升級以及產業空間布局均造成了嚴重的影響。未來一個時期，依靠勞動投入和資源要素投入的產能將受到來自“市場”和“政府”兩個方面的制約，經濟由于面臨高成本阻力，其增速也將逐步放緩。這就引出更大的問題，既然某種程度上要素成本的提高是當前通脹的重要推手，那么未來一系列要素價格改革、收入分配等體制機制性的改革還要不要推進，會不會因為恐懼通脹又把該做的事擱置了，如何在管理好通脹與推進重大經濟改革之間進行有效的平衡，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一般來說，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會在短期內造成比較劇烈的波動，形成比較大的外部沖擊和經濟壓力，而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影響會相對溫和，但它也將是長期的、全面的和復雜的。成本推動型通脹會使得做實體經濟的企業感受更明顯，如果成本大幅提高，但銷售價格卻不能有效提高，那么在雙向擠壓下，很多實體企業的利潤就會迅速變薄，甚至可能陷入所謂的“三明治陷阱”。
　　未來中國將進入全面的要素價格重估階段，管理通脹的長期取向應該是：實現由“需求管理”向“供給管理”轉變，通過“供給管理”加強經濟社會中的薄弱環節，也就增加了宏觀經濟中的有效供給。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制度改進，通過技術創新、人力資本積累以及勞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來化解要素成本上升帶來的通脹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