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消費潛力能夠有效釋放，最終消費率達到60%以上，投資率回歸到正常水平，即40%以下，那么未來10—20年實現8%左右的經濟增長目標是有可能的；如果消費率一直上不去，甚至逐年下降，那么即便投資率上去了，我們也將面臨“低消費陷阱”的挑戰，不僅很難實現8%的增長，還將面臨一系列嚴重的經濟社會矛盾和風險。
◆與西方國家不同，我國并不缺乏消費潛力，不缺乏經濟增長點。我國已進入公共產品短缺時代，社會需求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以人的自身發展為重點的發展型需求正在全面快速上升，由此帶來了巨大的消費潛力。
◆未來5—10年走向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需要加大以消費為主導、以公平與可持續為目標的二次轉型與改革的力度。與一次轉型與改革相比，這更具有歷史挑戰性。
我國由生存型階段進入到發展型新階段，社會需求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由此將釋放城鄉居民的巨大消費潛力。能否抓住歷史機遇，用5—10年的時間基本實現消費主導的目標至關重要。
走向消費主導，就是要改變消費率持續下降的趨勢，使消費率明顯上升。從現實情況看，未來5—10年走向消費主導可以分兩步走：第一步是在“十二五”時期初步實現消費主導，主要標志是最終消費率從49%提高到55%、居民消費率從35%提高到45%；第二步是到2020年基本實現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主要標志是最終消費率進一步提高到60%以上、居民消費率提高到50%以上。
應當看到，我國的消費需求增大將是一個中長期的客觀趨勢，具備以下基礎條件：
第一，城市化正處于快速推進中。未來5—10年，我國的城市化至少還有10到15個百分點的提升空間，這將釋放巨大的消費能力：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將拉動最終消費增長約1.6個百分點；如果農村人均消費水平提高到城鎮居民平均消費水平的60%，按2009年數據測算，年新增消費規模將超過3.6萬億元；農民工市民化不僅有助于釋放2.3億農民工的消費需求，還能夠拉動相關的投資。
第二，服務業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我國的服務業比重只有43%左右，遠低于世界60%的平均水平。未來十年左右，如果服務業提高15個百分點，將帶來巨大的消費市場。以文化產業為例，2010年我國文化消費僅占GDP總量的2.5%，而日本、韓國為15%左右，美國文化產業比重達到25%，歐洲平均為10%—15%。如果未來五年我國文化消費占GDP比重達到5%以上，將新增約4萬億元的消費規模。
未來我國走向消費主導的增長前景是廣闊的。長期以來，由于習慣于投資出口拉動的經濟增長，對消費主導的經濟增長目前還存在某些疑慮。有學者提出，由于我國已進入經濟增長階段的調整期，中長期潛在增長率將下降，今后2—3年、最多3—5年，經濟增長速度將由9%左右回落到6%—7%。在我看來，這個估計的前提值得商榷，因為沒有考慮到消費的變化對經濟增長的重要影響：如果消費潛力能夠有效釋放，最終消費率達到60%以上，投資率回歸到正常水平，即40%以下，那么未來10—20年實現8%左右的經濟增長目標是有可能的；如果消費率一直上不去，甚至逐年下降，那么即便投資率上去了，我們也將面臨“低消費陷阱”的挑戰，不僅很難實現8%的增長，還將面臨一系列嚴重的經濟社會矛盾和風險。
面對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保增長成為短期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目標，這就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資規模。問題在于，保什么樣的增長？如何保增長？在筆者看來，與2008年反危機的投資導向有所不同，近期保增長需要在短期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同時，為中長期的消費主導奠定基礎、創造條件，原因在于：
首先，投資與消費失衡的狀況難以為繼。國家“十五”計劃曾提出，居民消費率要提高到50%。由于經濟總量導向的增長方式使各級政府把注意力放在了GDP上，這使居民消費率持續下降，到2010年時僅為33.8%，最終消費率僅為47.4%，投資率首次超過消費率。近幾年，投資率居高不下對拉動經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我們必須注意到國內市場變化對投資帶來的影響：其一，當前無論是工業品還是基礎設施均面臨著過剩壓力，如果這一格局不盡快改變，積累的過剩產能就有可能被迫以經濟危機的形式強制性地清理；其二，投資產出率持續下降，從1997年的3.17元下降到2009年的1.52元，這不可避免地帶來對投資效益下滑的隱憂；其三，高投資依賴于大量的信貸與貨幣投放，無疑增大了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
其次，消費潛力釋放正處于重要的歷史拐點。與西方國家不同，我國并不缺乏消費潛力，不缺乏經濟增長點。我國已進入公共產品短缺時代，社會需求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以人的自身發展為重點的發展型需求正在全面快速上升，由此帶來了巨大的消費潛力。例如：這些年城鄉居民在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支出不斷增長，其消費占比分別從1990年的32.3%和33.4%增長到2009年的53.01%和53.22%。從這一現實出發，需要研究社會需求結構變化對投資結構的深刻影響，比如：保障性住房需求加大、教育投資需求不斷上升、醫療服務的投資需求還較大，等等。
最后，助推消費增長的投資是有效的投資。保增長需要投資，需要有助于釋放消費潛力、助推消費主導的投資，實現投資轉型。為此需要：第一，調整投資結構。未來幾年的投資應按照需求結構變化的趨勢，加大以保障性住房、教育、醫療等為重點的公共性投資。第二，優化投資資金來源。一方面，政府投資要調整存量，重點是調整國有資本配置，以公益性為重要目標加大國有資本對社會領域的投入；另一方面，要擴大民間資本投入，尤其是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到教育、醫療、保障性住房建設等領域。
這些年社會需求總量在全面快速增長，需求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為什么消費率不升反降？筆者認為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擴大消費需求被現行的經濟結構所束縛，二是城鄉居民的消費潛力被不合理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及其體制機制所抑制。總體上說，拉動消費重在轉型與改革的突破，當前是要在以下幾方面的轉型與改革上取得突破：
一是加快推進收入分配改革。收入分配領域的矛盾與問題既存在于初次分配領域，也存在于再分配領域；既有市場經濟不完善的原因，也有社會福利體系建設不到位的原因。能否打破利益掣肘，成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挑戰。
二是基本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歐債危機以來，有學者把問題的根源歸結為這些國家的高福利，并提出我國也需要防止高福利風險。筆者認為，中國仍處于較低的福利階段，到2020年基本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僅不存在“福利陷阱”的風險，而且十分有利于推動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
三是加快以結構性減稅為重點的財稅體制改革。無論是擴大消費還是理順收入分配關系，都與財稅體制直接相關，迫切需要加快以結構性減稅為重點的財稅體制改革。應逐步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稅負，培育中等收入群體；逐步降低企業稅負，尤其是小微企業稅負，使勞動收入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按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要求調整中央與地方的財稅關系，努力實現各級政府事權與財力的基本平衡；加快財政公開透明化進程。
四是以公益性為目標重新配置國有資本。總體看，國有資本尚未在公共產品供給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在公共產品短缺時代，強化公益性應當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導向。為此，應加大國有資本的收租分紅力度；讓一部分國有資本從經濟領域退出，重新配置到社會領域，使國有資本尤其是資源性國有資本及其收益成為社會福利建設的重要支撐。
五是推進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轉型。改變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在經濟生活領域堅持在市場主導的基礎上發揮政府作用，政府在經濟領域的定位主要是提供經濟性公共服務；加強社會性公共服務的供給，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推進中央地方關系導向從經濟總量轉變為公共服務；加強政府自身改革，約束政府自身利益，強化其作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角色。
總體上說，未來5—10年走向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需要加大以消費為主導、以公平與可持續為目標的二次轉型與改革的力度。與一次轉型與改革相比，這更具有挑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