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在溫州市設立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此消息引發了媒體的熱議。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其為熱點都名副其實。但對溫州而言,該政策卻需要全面透徹的理解,而不宜僅從金融角度進行解讀。說到底,它其實既是我國金融領域中的一件改革大事,也是推進溫州經濟轉型的一次重要機遇。對溫州而言,確是重要一步,但也并非改革轉型的全部。 之所以說它是我國金融領域的一件大事,在于此前我國設立各類改革試點區域,基本都是綜合配套改革試驗性質。而以“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命名,選擇一個中等城市作為試點,溫州是第一家。由此可見金融綜合改革問題在全局中所處地位,也可見溫州這一城市被交付的責任之重。 之所以說這是溫州作為地方經濟模式代表的一次轉型機遇,則在于溫州正逐漸失去昔日的領先優勢,實體經濟的低迷和金融領域的混亂問題十分突出,不改革則無出路。 溫州曾是我國經濟改革的先鋒區域,以個體經濟、小微企業知名,此前三十年,發揮低成本、低價格優勢,溫州人以小工廠、小店鋪起家,抓住勞動密集型產業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歷史機遇,紛紛完成個人資本原始積累。但隨著其他新興市場國家與國內其他區域的經濟紛紛起步,各后發區域的人力、地租等方面優勢逐步顯現,溫州的優勢已明顯褪色,溫州經濟陷入低迷。 特別是在本輪金融危機之后,實體經濟愈加低迷,溫州人過去所積存的家底——數萬億元民間資本,開始更瘋狂地涌向虛擬經濟領域,股票、房產、高利貸……乃至實物商品,無處不見溫州資本和溫州炒家的身影。結果是,一遇調控則損兵折將,一獲暴利則千夫所指。溫州實體經濟也并未受惠于本地資本,導致資本逐步泡沫化,地方民間融資的信用環境和資產質量隨之快速下滑。“老板跑路”事件、非法集資事件頻發即是此方面的鮮活證據。2011年,中央領導曾多次赴溫州視察,并就民間金融亂象多次做出重要指示,已表明溫州經濟和金融領域形勢之嚴峻。如今正式出臺的《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顯系中央政府針對溫州金融問題,交給溫州人拿出改革勇氣、自主走出困局的一把“鑰匙”。 結合近期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精神解讀這個方案,當可發現,這一方案并不是就金融而論金融,而是要以金融改革促經濟轉型。比如,“通過在溫州市進行金融體制機制創新,努力構建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體系”,這一表述即具有雙重含義:一方面督促改進當地金融服務,另一方面則要求增強當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能力,是寄望溫州能以金融創新、金融改革為抓手,引導民間資金流向,規范地方金融秩序,讓金融資源能夠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重塑溫州經濟的競爭力,實現地方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也正因如此,綜合金融改革只是溫州邁出的重要一步,而不是溫州地方經濟轉型的全部。換言之,溫州的未來系于改革,系于轉型,但并非局限于金融改革。 僅就綜合金融改革而言,溫州是首個試點,要邁好這一步也非常不易。至少有三個方面需要引起高度重視:一是如何理解金融改革的目的,二是要綜合推進地方金融改革,三是政府部門正確定位。 先說金融改革的目的,應是始終圍繞經濟轉型的核心,圍繞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大方向。切不可一看到金融,看到金融改革,登時腦子里全是大辦村鎮銀行、產權交易所,乃至浮想聯翩,將之理解為個人放貸的大發展,或和地方集資當事人的出路相聯系。金融行業在任何國家都是有牌照、有門檻的行業,不是一個可以大干快上、人人皆可為之的生意。一旦誤讀政策導向,將極易浪費政策賦予的發展機會。 再說綜合推進改革,應有側重或先后的擺布。文件列出了十二項重點任務,前九條講業務,后三條談制度,筆者以為,制度應優先于業務。現實中,地方政府宜從地方實際出發,先壓住大刀闊斧的沖動,做些精雕細刻的功課。比如,做好市場調研,做好目標拆解,做好工作計劃等。要建構一個適合溫州地方經濟轉型需要的金融體系,不僅要滿足各類資金對應不同風險的回報目標,而且要注重培育參與資金的風險認知文化;不僅要鼓勵資金參與改革進程,而且要根據實際由緊到松,逐步擴大參與面。要避免一擁而上、一哄而散,地方政府與監管部門還有很多具體細致的工作要做。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溫州金融改革要取得實效,政府部門要特別注意準確定位。政府是市場的裁判員,是監管者,不是運動員,不能做市場的主動參與者,更不能為市場損失埋單。市場參與者享受更自由的機制,享受更市場化的利潤,也要承擔并接受市場因素造成的損失。政府部門既不要過度攬權,也不要過度擔責,這也是我們三十年改革當中最應被珍視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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