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在溫州市設立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此消息引發了媒體的熱議。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其為熱點都名副其實。但對溫州而言，該政策卻需要全面透徹的理解，而不宜僅從金融角度進行解讀。說到底，它其實既是我國金融領域中的一件改革大事，也是推進溫州經濟轉型的一次重要機遇。對溫州而言，確是重要一步，但也并非改革轉型的全部。
　　之所以說它是我國金融領域的一件大事，在于此前我國設立各類改革試點區域，基本都是綜合配套改革試驗性質。而以“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命名，選擇一個中等城市作為試點，溫州是第一家。由此可見金融綜合改革問題在全局中所處地位，也可見溫州這一城市被交付的責任之重。
　　之所以說這是溫州作為地方經濟模式代表的一次轉型機遇，則在于溫州正逐漸失去昔日的領先優勢，實體經濟的低迷和金融領域的混亂問題十分突出，不改革則無出路。
　　溫州曾是我國經濟改革的先鋒區域，以個體經濟、小微企業知名，此前三十年，發揮低成本、低價格優勢，溫州人以小工廠、小店鋪起家，抓住勞動密集型產業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歷史機遇，紛紛完成個人資本原始積累。但隨著其他新興市場國家與國內其他區域的經濟紛紛起步，各后發區域的人力、地租等方面優勢逐步顯現，溫州的優勢已明顯褪色，溫州經濟陷入低迷。
　　特別是在本輪金融危機之后，實體經濟愈加低迷，溫州人過去所積存的家底——數萬億元民間資本，開始更瘋狂地涌向虛擬經濟領域，股票、房產、高利貸……乃至實物商品，無處不見溫州資本和溫州炒家的身影。結果是，一遇調控則損兵折將，一獲暴利則千夫所指。溫州實體經濟也并未受惠于本地資本，導致資本逐步泡沫化，地方民間融資的信用環境和資產質量隨之快速下滑。“老板跑路”事件、非法集資事件頻發即是此方面的鮮活證據。2011年，中央領導曾多次赴溫州視察，并就民間金融亂象多次做出重要指示，已表明溫州經濟和金融領域形勢之嚴峻。如今正式出臺的《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顯系中央政府針對溫州金融問題，交給溫州人拿出改革勇氣、自主走出困局的一把“鑰匙”。
　　結合近期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精神解讀這個方案，當可發現，這一方案并不是就金融而論金融，而是要以金融改革促經濟轉型。比如，“通過在溫州市進行金融體制機制創新，努力構建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體系”，這一表述即具有雙重含義：一方面督促改進當地金融服務，另一方面則要求增強當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能力，是寄望溫州能以金融創新、金融改革為抓手，引導民間資金流向，規范地方金融秩序，讓金融資源能夠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重塑溫州經濟的競爭力，實現地方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也正因如此，綜合金融改革只是溫州邁出的重要一步，而不是溫州地方經濟轉型的全部。換言之，溫州的未來系于改革，系于轉型，但并非局限于金融改革。
　　僅就綜合金融改革而言，溫州是首個試點，要邁好這一步也非常不易。至少有三個方面需要引起高度重視：一是如何理解金融改革的目的，二是要綜合推進地方金融改革，三是政府部門正確定位。
　　先說金融改革的目的，應是始終圍繞經濟轉型的核心，圍繞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大方向。切不可一看到金融，看到金融改革，登時腦子里全是大辦村鎮銀行、產權交易所，乃至浮想聯翩，將之理解為個人放貸的大發展，或和地方集資當事人的出路相聯系。金融行業在任何國家都是有牌照、有門檻的行業，不是一個可以大干快上、人人皆可為之的生意。一旦誤讀政策導向，將極易浪費政策賦予的發展機會。
　　再說綜合推進改革，應有側重或先后的擺布。文件列出了十二項重點任務，前九條講業務，后三條談制度，筆者以為，制度應優先于業務。現實中，地方政府宜從地方實際出發，先壓住大刀闊斧的沖動，做些精雕細刻的功課。比如，做好市場調研，做好目標拆解，做好工作計劃等。要建構一個適合溫州地方經濟轉型需要的金融體系，不僅要滿足各類資金對應不同風險的回報目標，而且要注重培育參與資金的風險認知文化；不僅要鼓勵資金參與改革進程，而且要根據實際由緊到松，逐步擴大參與面。要避免一擁而上、一哄而散，地方政府與監管部門還有很多具體細致的工作要做。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溫州金融改革要取得實效，政府部門要特別注意準確定位。政府是市場的裁判員，是監管者，不是運動員，不能做市場的主動參與者，更不能為市場損失埋單。市場參與者享受更自由的機制，享受更市場化的利潤，也要承擔并接受市場因素造成的損失。政府部門既不要過度攬權，也不要過度擔責，這也是我們三十年改革當中最應被珍視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