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多年來，老百姓的收入普遍增加了，各階層群體生活水平均顯著提高，但是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和群體之間卻存在著明顯差距，而且這種差距還在不斷拉大。
客觀上講，近年來我國政府在推進收入分配改革上下了不少工夫，社會各界也集思廣益紛紛建言獻策，其中大多數人認為應在再分配領域進行改革，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教授認為，光從再分配的角度進行改革并不能解決全部問題，他提出還需要從調整創造財富結構入手來解決收入分配問題。近日，《經濟參考報》記者就這個問題對周天勇教授進行了采訪。
經濟參考報：在不久前結束的全國“兩會”上，代表和委員們關注的焦點是民生話題，而其中“縮小收入差距，調整收入分配格局”在兩會話題的關注排行榜中一直占據十分靠前的位置，您認為，該如何看待當前在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問題以及當前解決貧富差距的一些方案和看法？
周天勇：切實解決收入差距問題是當下中國老百姓最關注的民生問題。如何縮小收入差距，目前有多種方案，其中改革當前的收入分配體制，扭轉不合理的分配格局的呼聲比較高，尤其是要求對壟斷行業和最低工資進行改革。我認為只從這兩個方面看待和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并不全面。
導致收入差距加大，分配不均的源泉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初次分配，另一方面是再分配。僅僅靠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特別是再分配體制改革，而不考慮解決初次分配問題，從根本上講，最終可能也解決不了收入分配問題。
比如說，如果繼續給小微企業加稅或者強制要求提高社保支出，必將損害企業經營者的生產積極性，最終可能造成兩種后果，要么企業破產倒閉，要么減少投資。再來看提高職工工資問題。從這兩年的國內外經濟形勢來看，許多制造業和小微企業生存已經難以為繼，利潤微薄。如果繼續要求其大幅提高職工工資，企業負擔將更加沉重，那時企業要繼續生存下去勢必會采取以機器勞動代替人力勞動，或者兩個人活由一個人來完成，減少用工量的方式，以達到降低勞動成本的目的，結果將導致收入分配問題更加嚴重。這樣可能會造成兩種結果，一是中等收入者數量減少，二是因失業而致貧的人數快速增加。所以，我認為只注意從再分配角度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可能走不通。
經濟參考報：那么按照您的思路主要的改革是否應該在初次分配過程中進行？
周天勇：是的。經濟學上有一個看似簡單，但非常重要的深層次命題，即企業或個人在創造財富的同時也在分配財富。
通常來說，創造財富有三種來源，其一是以資本為主創造財富。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以石油、發電、鋼鐵等自動化程度較高的制造業，雖然他們也在創造財富，但是使用的勞動力相對較少，利潤分配主要是在資本所有者之間進行。其二是以技術為主創造財富。財富的所有者同時也是技術擁有者，技術可以替代勞動，影響就業。其三是勞動創造財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服務業。
如果一個社會創造財富的模式總是以資本、技術為主，以勞動為輔，那么在初次分配結構中必定是資本和技術分得多，國家分得多，勞動分得少，小微企業分得少。結果是中等收入的人少，勞動者得到的工資收入少，勞動占國民收入比例低，資本分配占國民收入的比例高。
經濟參考報：根據您的觀點，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認為，一個社會創造財富的模式如果是以資本和技術為主，勞動為輔，那么導致的最終結果必然是分配不均？您認為，當前我國的分配結構中都存在哪些不合理的地方？
周天勇：可以這樣說。我認為當前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從我國的國情來看，我國地方經濟發展模式主要以高投資為主，尤其是各級地方政府熱衷于投資一些大項目、大資本、大企業，比如像高鐵和高速公路這樣的大交通項目。這些項目雖然在短期內能給地方帶來數量較多的GDP增長，但是同時也要看到這些項目能夠提供的就業崗位卻越來越少，經濟高速增長與高失業率并存，國內外經濟學界稱之為“無就業增長”，也就是我前面所說的初次分配時資本分配越來越多。這是地方政府發展模式。
第二，從企業結構來看。我國小微企業數量少，每千人擁有企業總量只有十三家，遠低于發達國家每千人擁有四十五家企業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發展中國家每千人擁有二十五到三十家企業的水平。所以，從企業結構來看，我國是以資本為重創造財富，這也導致初次分配時，資本和資本所有者分得多，勞動者分的少。
第三，從我國的產業結構來看。第一產業也就是農業中勞動力總數占就業人口總數的36%左右，但是他們只創造了占10%的國民生產總值。按照中國人均GDP發展水平，第三產業就業和生產總值分別應當在60%左右。而2010年，服務業從業人員占就業總人口的34.8%，只創造了43%的增加值。服務業本身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是勞動要素創造蛋糕同時勞動者分配蛋糕的主要領域，應該有大量人口來創造財富和分配財富，但是因為結構不合理導致我國與國際平均水平相差甚遠。
因此，可以看出，縮小收入差距，除了要在調節稅收結構、調整轉移支付手段和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方面下工夫之外，更加緊迫的問題是加快調整創造蛋糕的結構。如果創造蛋糕的結構本身就不合理，那么將造成分配先天性不公。
所以說，中國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的根本性問題是創造蛋糕的結構出了問題，初次分配上就產生了巨大差距，從再分配解決問題是不全面的。結構性問題形成的分配差距問題，用體制改革的辦法，實際是無法解決的。
經濟參考報：剛剛您已經指出我國分配結構不合理的根本性問題是在創造蛋糕的結構上出了問題，在初次分配環節就產生了問題，那么，您認為解決之道在哪里？
周天勇：解決中國收入分配問題要以調整創造財富結構為主，形成綜合性的配套方案。
第一，推進城鎮化進程，調整產業結構。其一，把第一產業從業人員逐漸轉移出去，讓他們創造更多的蛋糕，或者通過時間自然減員的辦法減少農業領域中的勞動力，農業領域內較少的勞動力和人口分配日益下降的農業增加值。第一產業增加值逐步下滑并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是世界性的現象，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正是因為從事第一產業人員過多，導致城鄉之間出現收入巨大差距。其二是要擴張服務業。在我國人均GDP達到5500美元時，產業結構調整要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尤其要鼓勵、扶持那些能夠擴大勞動就業，并且可以創造財富和分配財富的部門，尤其是現代服務業。勞動創造蛋糕的部門萎縮，而資本創造蛋糕的部門強大，這本身就是一種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結構。
第二，從企業結構入手。主要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小微企業。從日本、韓國以及臺灣地區的經驗來看，這些國家和地區之所以分配比較公平，基尼系數基本保持在0.3或者0.35之間，主要是因為初次分配中勞動分配比例比較高，中等收入人群數量比較龐大。為什么出現這種結果？因為他們保持了大量的中小企業。每千人中有四十五家中小企業，中小企業越多，中等收入人口數量就越多，因失業而貧困的人也就越少。
第三，轉變地方經濟發展的理念和模式。改革以GDP為導向的地方經濟發展模式，改變地方發展理念，調整考核當地領導的指標體系。比如，在對領導干部考核任用時不能只把GDP指標作為唯一的考核標準，還要將真正失業率和就業率納入考核范圍。
第四，改革財政稅收體制，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稅收關系，改革間接稅為更多的直接稅，弱化刺激地方只發展大資本、大項目的稅收等因素。
第五，為創業、投資和經營提供一個較為寬松的體制和政策環境。主要包括放開工商企業準入制度，比如，個體不再需要注冊，對個人創業場所不提過高要求；在政府監管上，應該從重監管輕服務轉變為重服務輕監管。鑒于當前過多的審批和年檢給廣大中小企業帶來巨大壓力，對此應當大量消減。再一個減稅清費，按照其他國家的經驗，減輕小微企業繳稅數量，對小微企業減稅的規模應當在1萬億左右，還要清理所有不合理的收費。改革行政體制，比如，取消城管實現的收支兩條線，超收獎勵罰款分成的方式；降低交通運輸和物流費用。
改革當前高度壟斷的銀行體制，大力發展社區中小銀行，讓地下資金合法化，形成競爭合法化，擴大合法貸款來源，通過競爭降低貸款利率，使小微企業真正可以貸到發展所需資金，鼓勵小微企業、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
第六，改革稅制結構，加大稅收結構調整力度。改變現在這種以企業為主要征收對象的征稅方式，從以間接稅、流轉稅為主轉變為以直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減輕創造財富和就業的企業負擔。稅收政策一定要支持和鼓勵創造財富平臺的發展。
第七，建立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公共服務均等化體制。
總之，我認為，一定要從調整創造財富的結構同時在分配財富這個著眼點出發去調整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問題。創造財富，從制度建設上教育一定要均等和公平，使每個人堵都能通過平等的教育，形成同等的能力。一定要有寬松的、低層人士向上發展流動的體制和政策，為更多的人創業提供廣闊的空間。完善稅收、社保、轉移支付和均等的公共服務制度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