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較大的市場經濟體內，比較行業利潤高低，不是看資產收益率（ROA）,也不是看利潤增長率，最科學的是比較當期凈資產收益率（ROE），即資本利得。也就是說投資一元錢，各行業能純賺多少。借用中國銀行業協會楊再平副會長的數據，2004-2010年，中國銀行業ROE在15%-20%之間，遠高于老百姓一直詬病的石油、煙草等壟斷行業。2011年ROE超過20%，略低于煙草但高于石油。
自2003年改革后銀行業ROE就比較高，一直是個大家向往的賺錢行業。但為什么2011年人們才開始詬病其暴利呢？原因有二：一是自2002年-2008年，中國宏觀經濟持續穩定較快發展；2009-2010年雖受金融危機影響，但受四萬億投資拉動作用，中國實體經濟部門總體狀況不錯。你吃肉，我也能喝點湯，相安無事；二是2011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和國內宏觀調控政策影響，實體經濟發展受到制約，企業虧損、倒閉增加，通貨膨脹加劇，負利率現象嚴重，居民購買力不斷下降，但銀行卻利用緊縮之機直接提高或變相提高貸款利率，收取各種費用，民間融資泛濫并出現風險。銀行業服務實體經濟的作用受到質疑。
應該說，用銀行業利潤增長的原因來替代解釋銀行業“暴利”即ROE高，是明確偷換概念。在一個資本自由流動的經濟體內，行業利潤率最終會向社會平均利潤率收斂。一個行業的ROE較長時間遠高于社會平均利潤率，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存在由于技術壁壘或行政壁壘導致的資本流動障礙。技術創新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社會鼓勵技術進步，所以技術壁壘帶來的“暴利”很少有人指責。但行政壁壘帶來的“暴利”則不同，它明顯不公，會導致尋租、腐敗、低效等一系列問題，阻礙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應當承認，銀行ROE高有一定的技術壁壘，但不可否認的是，目前銀行業存在較高的行政壁壘，體現為管理層面的機構審批、準入門檻等。其二，價格管制，且管制定價偏高。目前，我國利率沒有實現市場化，銀行還沒有獲得直接的定價權，但央行的管制利率已經為銀行保留了足夠的保護利差。目前，盡管銀行業機構數量不算很少，有一定的競爭，但這種競爭更多的體現在非價格方面，且一般的金融消費者受益很少。所以就體現了價格管制下整個行業的集體性“暴利狂歡”。
有人認為，銀行業利潤高,可以不要國家救助，可以給國家多交利潤，可以更好的服務實體經濟，可以承擔社會責任等等。這些是任何一個市場經濟體的基本責任，而不能成為行業攫取高額利潤的理由。
至于“金融是現代經濟的命脈”的觀點，需要客觀分析。對金融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不同時期也有不同認識。
從供給角度來分析，銀行業是服務行業，其提供的信貸和支付結算等服務維持著整個實體經濟的有效運轉，就像血管對于生命的功能一樣。但如果銀行業對內對外開放，多種供給主體形成競爭性的市場，單個供給主體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作用和影響有限。30多年銀行業改革發展的實踐已證明了這一點。
從危機角度看，工、農、中、建以及國家開發銀行等資產規模較大的銀行是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一家機構出問題，大家都會出問題，就會形成系統性金融風險，國家救助和處置的成本會極大，處理不好很可能需要國際救助，就會將國民經濟拖入深淵。從這個角度理解，可以說大型商業銀行仍然是國民經濟的命脈。從危機和系統重要性的角度說，應建立有效的風險防范機制和體制，保證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不產生大量的不良資產，避免出現大量的資本損失而引發系統性風險。因此從長遠來說，防范系統性金融機構不出問題，應更多地通過加強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提高監管水平，并促進其完善公司治理、加強內部控制等措施來解決，而不是通過政策紅利維持整個行業的高ROE來解決。從短期來看，在宏觀審慎監管體系尚未完善、存款保險制度尚未建立的情況下，我們沒有辦法有效防范銀行危機并切斷其向實體經濟的傳遞渠道，保持銀行業適度盈利乃次優或無奈之選擇。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的十多年，中國政府大大加快了對金融部門的改革，包括關閉了大批有問題的中小金融機構，重組了部分金融機構，加快了對大型國有銀行、保險公司的股份制改革，推進農村信用社改革，推進證券公司綜合治理等，推進利率和匯率管理體制改革，同時推動外部的金融法制、會計制度、金融監管、金融市場和金融生態等多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國有商業銀行，通過剝離處置不良資產、注入資本、公開上市，在國家財政支持下，脫胎換骨，面貌煥然一新，公司治理逐步健全，風險管控能力和盈利能力不斷提高，市場地位和實力顯著提升，服務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效率和能力日益增強，為國民經濟健康平穩運行和金融穩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
但與此同時，我國金融領域還存在一些突出的問題，主要是金融機構經營方式總體粗放，公司治理和風險管理仍存在不少問題，農村金融和中小金融機構發展相對滯后，利率、匯率等方面的市場化改革還需進一步推進，金融宏觀調控還有待改進，金融監管能力有待進一步提升，金融業的服務能力和水平與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相比還有不小差距。
從銀行業“暴利”可以看出，應做好改革頂層設計，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推進金融領域重點改革。
首先，應明確改革總體方向。本輪歐美金融危機后，關于中國改革方向出現了很多討論。“摸著石頭”最終的目標是“過河”，不能在中間停滯，更不能“渾水摸魚”。目前，中國的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要深化財稅、金融、企業、價格、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改革，努力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破除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增強發展的內生動力。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仍然應該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方向。
第二，做好改革頂層設計。當前金融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涉及面廣，尤其是涉及部門職責和利益，難度極大。因此，改革不能由利益部門主導，否則極易“跑偏”。應借鑒國有銀行改革的經驗，成立多部門組成的國務院領導下的改革工作小組，設計改革總體方案，利益部門具體落實實施方案。
第三，推進金融市場化改革的基本制度建設。一是建立并不斷完善宏觀審慎管理制度。當前亟需建立與宏觀經濟增長和信貸增長掛鉤的動態撥備制度，控制信貸規模的過快增長，建立“逆周期”的利潤調節機制；二是加快推出存款保險制度，為中小銀行發展提供制度支持，控制過多系統重要性銀行的出現，同時為利率市場化改革、破除市場準入壁壘做好準備；三是建立消費者保護制度。消費者首先需要保護，其次才需要教育。應由相對獨立的第三方承擔該職能，不應由監管部門負責，更不能由行業協會負責。
第四，按照市場化原則推進相關重大改革。要完善審批等準入制度，堅決取消各種不必要的金融管制，最大限度地減少對微觀金融活動的干預。放寬市場準入門檻，鼓勵更多的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業。國家除控制幾家大型金融機構外，其他的中小金融機構的股權應逐步轉讓，同時放寬民間資本成立金融機構的種種限制。此外，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和作用，激發各類金融市場主體的活力，優化金融資源配置。加快票據、債券等直接融資市場的發展，讓資金供需雙方有更多的比較選擇。
第五，加強金融管理，服務實體經濟。應進一步明確政府作用的領域和邊界，做到該放的堅決放開，該管的切實管好。一是加強消費者保護，清理規范各種收費行為；二是引導金融機構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管理部門要從多方面采取措施，確保資金投向實體經濟，有效解決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金融機構應牢固樹立服務實體經濟的思想，全面提高服務實體經濟的質量和水平，實現金融與實體經濟的共生共榮；三是加強金融監管，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加強金融監管能力建設，完善監管規則，更新監管理念、制度和方式，加強監管隊伍建設，不斷提升監管有效性。同時，要不斷改進和完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形成金融監管合力，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