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實“新36條”，首先向民間資本開放微型商業銀行的市場準入，是穩健而又符合當前實際需要的做法，從而應當盡快實施。
允許并鼓勵還不是大股東的優秀民營城商行經營者成為大股東、甚至第一大股東。允許并鼓勵優秀的民營城商行去控股、并購其他城商行，有關方面要為此創造一些條件。
1．總量小，業績好。
目前，我國共有銀行機構（包括國有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各類農信機構、村鎮銀行等）約3000家左右，人民幣存款余額已突破80萬億元。然而，其中的民營銀行數目不超過10家，合計的人民幣存款余額約為2000億元左右，均分別只占0．3％左右。總量之小，可謂微不足道。然而，這些民營銀行的業績都相當好。一是市場定位好，均以中小企業甚至小微企業為主要對象，尤其是浙江省的臺州銀行與泰隆銀行，做得十分出色，全國聞名。二是經濟效益好，2010年，臺州銀行的資產利潤率名列全國銀行之首，泰隆銀行名列第四，其他各行也均相當不錯。三是發展的欲望強、速度快。比如浙江省的稠州銀行、泰隆銀行和民泰銀行，原先均是單個城市信用社，規模有限，2006年8月成為銀行后發展速度顯著快于省內的一些老牌城商行，2011年年末，存款余額分別達到474億元、391億元和314億元，大大超過金華銀行（246億元）、嘉興銀行（242億元）和湖州銀行（180億元），超過或接近了紹興銀行（337億元）。四是企業文化建設卓有成效。絕大多數民營銀行的企業文化建設都很有特色和成效，尤其是泰隆、長江、石嘴山、臺州等，更是名列國內銀行前茅。
2．均屬于城市商業銀行，來自于城市信用社。
當年，城市信用社數量最多時全國共有5279家（1995年末）；后來，個別城信社經過兩類途徑演化為民營銀行。一類是由優秀的民營城信社發展而來。當年的城信社中有少量的民營機構，如在浙江省1995年年末的159家城信社中，大約有近40家是戴“紅帽子”（如集體所有制、合作制等）的民營機構。其中個別優秀者便發展成為民營的城市商業銀行。比如臺州銀行，前身是1988年10月成立于浙江臺州路橋區的銀座金融服務社，它是民營機構，后來發展成為管理科學、內控嚴密、資產質量優秀且規模全國最大的城信社。
2002年3月，以其為核心聯合臺州市區的7家（資不抵債的）城信社，組建了民營的臺州市商業銀行。又如泰隆銀行，前身是1993年6月成立于浙江臺州路橋區的泰隆城信社，也是民營機構，曾被譽為全國發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信用社，2006年8月改組為浙江泰隆商業銀行。再如東海銀行（籌），前身是成立于1988年5月的寧波市象山縣綠葉城信社，也是戴“紅帽子”的，股東為小微企業及自然人。在2003年的增資擴股中，引入民營的北京某集團公司為控股股東，并由其派員出任董事長。另一類是個別城信社在發展過程中由于某種原因而演化成的民營銀行。比如民泰銀行，前身為由浙江臺州溫嶺市政府主持組建的溫嶺市城信社，成立于1988年，股東為集體企業和城鎮居民。2006年8月掛牌為浙江民泰商業銀行。在改組為城商行的過程中，城信社主任得到市政府與銀監部門允許，通過親屬股東“關聯”成為第一大股東并出任董事長，進而成為民營銀行。又如長江銀行，前身為江蘇泰州靖江市市長江城信社，1988年由中國建設銀行主持組建，1993年按人民銀行的規定與建設銀行“脫鉤”。
2008年11月掛牌為江蘇長江商業銀行。其資本金來自當地的民營中小企業及自然人（包括員工）。董事長雖然僅持有很少的股份
（與老員工一樣），但是，由于他嘔心瀝血、兢兢業業，為長江銀行的生存、發展做出了杰出貢獻。他帶領“長江”克服了一個個難關，成為優秀金融企業及江蘇省唯一碩果僅存的城信社并最終成為銀行，從而贏得了當地政府、同行、單位員工、客戶及社會各界的尊重與信賴，保障了以他為核心的經營團隊的自主經營權。再如稠州銀行，前身為由人民銀行主持組建的義烏市稠州城信社，成立于1987年3月，股東主要是集體企業及政府部門基金。在改組為銀行的過程中，既由于主要經營者（社主任）的能力與業績，更由于義烏市政府的開明，不僅不再持股，而且放手讓由原社主任擔任董事長的
“三會”自主經營。還有石嘴山銀行，前身為石嘴山城信社，曾經是嚴重資不抵債的爛機構。
1999年初，石嘴山人民銀行將金管科長等兩名干部調往該社分別擔任一、二把手。在他們的帶領下，經過了強力整頓，石咀山城信社變身為優秀金融企業，市場份額躍居石嘴山市首位，綜合業績名列國內城市商業銀行的前列，堪稱
“沙漠上的金融奇葩”。
3．“新36條”允許村鎮銀行由民間資本“主發起”，但尚未落實。
改革開放以來，在正式的官方政策中一直沒有對民間資本真正開放過銀行機構的市場準入。1984年9月25日開業的溫州市蒼南縣方興錢莊是經溫州市政府部門批準的、不戴“紅帽子”的民營金融機構，但其一直未能獲得中國人民銀行頒發的
“金融經營許可證”，并且在1989年后自行清盤關閉。2003—2004年間，由加拿大華人徐滇慶教授等推動籌建的“沈陽瑞豐銀行”等5家民營銀行上報銀監會后，未獲批準。允許民間資本進入銀行，只是停留在參股上，并不允許其取得主導地位。當年的“紅帽子”城信社及現有的民營銀行，都是局部的個案。在2010年5月出臺的“新36條”（即國發【2010】13號《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中，首次允許民間資本主導村鎮銀行。其中第十八條寫道：“（十八）允許民間資本興辦金融機構。……鼓勵民間資本發起或參與設立村鎮銀行……”這里使用了“興辦”，并且區分了“發起”設立與“參與”設立，其意思是很清晰的，即允許民間資本成為村鎮銀行的“主發起人”。但是，盡管“新36條”出臺快兩年了，仍然沒有落實。
1．落實“新36條”，允許符合條件的民間資本“主發起”村鎮銀行、社區銀行。
落實“新36條”，首先向民間資本開放微型商業銀行的市場準入，是穩健而又符合當前實際需要的做法，從而應當盡快實施。
“符合條件的民間資本”是指，一是絕對不會造成“腳踏兩條船”的；二是主發起者能夠通過金融高管人員任職資格審查的。因而，這主要是指三種自然人：①“下海”創業的金融業務骨干；②遵紀守法、信譽和資質良好的原來從事與金融相關行業者，如民間借貸人，典當、擔保業從業人員，等等；③將全部資本從工商企業中轉移出來改投銀行業的、資質又符合銀行業高管要求的原工商企業主。這三種人都應當受到鼓勵。
為了更好地防范風險，由自然人主發起的村鎮銀行的產權組織形式，不能是有限公司，必須是無限公司或“兩合公司”（董事長及執行董事承擔無限責任，一般股東承擔有限責任）。資本充足率監管也要更嚴格，至少要10％，降低到一定水平（如5％）以下就應當強制清盤、退出。
小額貸款公司也只有在符合上述條件后，才允許改組為村鎮銀行。
民營的村鎮（社區）銀行是民營銀行大量發展的良好起點。開業3—5年后，其中的優秀者，只要達到一定標準，便允許“升格”為城市商業銀行；同時，產權組織形式也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
2．允許并鼓勵現有的優秀民營城市商業銀行加速發展。允許并鼓勵還不是大股東的優秀民營城商行經營者成為大股東、甚至最大股東。允許并鼓勵優秀的民營城商行去控股、并購其他城商行，有關方面要為此創造一些條件。鼓勵優秀的民營城商行加大跨區域設立分支機構與主發起村鎮銀行的力度。當優秀的民營城商行達到一定條件時，允許其“升格”為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
3．允許達到二類行標準的商業銀行及農村合作（商業）銀行，推行主要經營者的期權激勵制度，以促進優秀的經理人向金融企業家逐漸演化。
4．國有商業銀行和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等大中型銀行，目前不宜推動其“民營化”。因為，一則既無條件——缺乏大量的金融企業家及大額的民間金融資本；二則也無迫切的實際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