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副總理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年會上指出，推進結構調整要靠創新，“必須堅持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這是深刻的洞見。但考慮到現實生活中認識的誤區和執行偏差，要真正讓企業成為創新主體，并不容易。
　　最先認識到“創新”作用的是熊彼特。作為最后一位古典經濟學家，又是現代增長理論的奠基人，熊彼特被稱為經濟學領域的但丁。他將李斯特的工業家概念引申為企業家，指出他們所從事的新技術開發和擴散，組織形式和制度的“創造性破壞”，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
　　世界近現代產業地圖的變遷，驗證了熊彼特的理論。從意大利北部的“手工作坊”，到歐洲大陸法國、德國的化工、機械，從英國的機車革命到大洋彼岸美國的電氣化，再到二戰以后“日本第一”，產業興衰的背后，是一批又一批企業家所具備的“創新”，而這也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國家的命運。
　　中國重新認識企業的作用，經歷了一個曲折而漫長的過程。在計劃經濟年代，企業一部分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了，一部分成為國家的“車間”。能動性消失的結果，是效率低下和普遍的短缺，票證滿天飛，貨架空空如也。在放權讓利、承包制、中小企業民營化、大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逐步改革以后，國有企業才在一定程度上煥發了活力；而在允許鄉鎮企業，尤其是打開個體、私營企業存在發展的大門以后，后30年中國的面貌和前30年相比，才有了河東河西之變。但人們對企業性質和作用的認識，遠未完全到位。模糊、錯誤的觀念，仍然制約著國企改革進程，極大地束縛了生產力，而民營企業遭遇的歧視和“玻璃門”、“彈簧門”，也使潛在的能量無法釋放。
　　至于政策執行中的扭曲，尤其是在處理政府、市場和企業關系上，越位、錯位、缺位的現象根深蒂固，花樣翻新。該交給市場的，該企業做的事情，政府攬在自己身上，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把自身當作企業經營，“擠出效應”嚴重抑制了市場活力和企業創新的積極性；該政府做的，卻又推給市場，推給企業，任由“劣幣驅除良幣”。我們見慣了流星型企業，見慣了銀樣镴槍頭，還有一些巨無霸，其實是泥足巨人。真正擁有核心競爭力、可以持續發展的偉大企業，究竟有多少？真正提供優質產品和服務，贏得消費者內心尊敬的企業家，又有幾位？
　　要讓企業成為創新的主體，政府的角色非常關鍵。一定要認識到，“少即是多” ：少一些赤膊上陣、與民爭利，就為企業多騰出一些生存空間；少一些對經營的管制、干預，企業就多一些自由競爭的平臺；少一些稅費，企業就多一些休養生息，多些研發的余裕和從容；少通過政府之手分配科研資源，就少一些“尋租”機會，社會整體就多一些效率，多一些公平。
　　但少做并非不做。政府培養不出喬布斯，但可以通過制度建設，培育適合“蘋果”生長的環境；政府不能代替企業，但可以拆除壟斷的藩籬，通過競爭淘汰被掩蓋的低效率；政府不擅長研發，但在市場主體不愿投入或無力投入的基礎研究、公益研究等領域，政府又必須出手。
　　中國歷史上不乏具有創造力的商號，近代也有過工商企業的雛形，但都在官本位的價值取向和制度環境中湮滅了。現在我們又站在變革時代的門檻上，能否通過政策調整和制度設計，營造創新氛圍，讓企業真正成為創新主體，用開創性的技術進步改善人類福祉，將是21世紀激動人心的活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