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副總理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年會上指出,推進結構調整要靠創新,“必須堅持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這是深刻的洞見。但考慮到現實生活中認識的誤區和執行偏差,要真正讓企業成為創新主體,并不容易。 最先認識到“創新”作用的是熊彼特。作為最后一位古典經濟學家,又是現代增長理論的奠基人,熊彼特被稱為經濟學領域的但丁。他將李斯特的工業家概念引申為企業家,指出他們所從事的新技術開發和擴散,組織形式和制度的“創造性破壞”,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 世界近現代產業地圖的變遷,驗證了熊彼特的理論。從意大利北部的“手工作坊”,到歐洲大陸法國、德國的化工、機械,從英國的機車革命到大洋彼岸美國的電氣化,再到二戰以后“日本第一”,產業興衰的背后,是一批又一批企業家所具備的“創新”,而這也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國家的命運。 中國重新認識企業的作用,經歷了一個曲折而漫長的過程。在計劃經濟年代,企業一部分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了,一部分成為國家的“車間”。能動性消失的結果,是效率低下和普遍的短缺,票證滿天飛,貨架空空如也。在放權讓利、承包制、中小企業民營化、大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逐步改革以后,國有企業才在一定程度上煥發了活力;而在允許鄉鎮企業,尤其是打開個體、私營企業存在發展的大門以后,后30年中國的面貌和前30年相比,才有了河東河西之變。但人們對企業性質和作用的認識,遠未完全到位。模糊、錯誤的觀念,仍然制約著國企改革進程,極大地束縛了生產力,而民營企業遭遇的歧視和“玻璃門”、“彈簧門”,也使潛在的能量無法釋放。 至于政策執行中的扭曲,尤其是在處理政府、市場和企業關系上,越位、錯位、缺位的現象根深蒂固,花樣翻新。該交給市場的,該企業做的事情,政府攬在自己身上,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把自身當作企業經營,“擠出效應”嚴重抑制了市場活力和企業創新的積極性;該政府做的,卻又推給市場,推給企業,任由“劣幣驅除良幣”。我們見慣了流星型企業,見慣了銀樣镴槍頭,還有一些巨無霸,其實是泥足巨人。真正擁有核心競爭力、可以持續發展的偉大企業,究竟有多少?真正提供優質產品和服務,贏得消費者內心尊敬的企業家,又有幾位? 要讓企業成為創新的主體,政府的角色非常關鍵。一定要認識到,“少即是多”
:少一些赤膊上陣、與民爭利,就為企業多騰出一些生存空間;少一些對經營的管制、干預,企業就多一些自由競爭的平臺;少一些稅費,企業就多一些休養生息,多些研發的余裕和從容;少通過政府之手分配科研資源,就少一些“尋租”機會,社會整體就多一些效率,多一些公平。 但少做并非不做。政府培養不出喬布斯,但可以通過制度建設,培育適合“蘋果”生長的環境;政府不能代替企業,但可以拆除壟斷的藩籬,通過競爭淘汰被掩蓋的低效率;政府不擅長研發,但在市場主體不愿投入或無力投入的基礎研究、公益研究等領域,政府又必須出手。 中國歷史上不乏具有創造力的商號,近代也有過工商企業的雛形,但都在官本位的價值取向和制度環境中湮滅了。現在我們又站在變革時代的門檻上,能否通過政策調整和制度設計,營造創新氛圍,讓企業真正成為創新主體,用開創性的技術進步改善人類福祉,將是21世紀激動人心的活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