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取消股票發行的審批制，股票就像普通商品那樣來銷售，讓我們來看看這將會造成哪些后果。
　　短期之內，必定會引起證券市場與經濟體系的某些震蕩，因而勢必要展開一個過渡和調整的過程。首先，由于歷史累積的因素，股票供應顯然將會大幅度增加，將會有許多企業同時叫賣自己的股票，新股緊缺的局面將會從根本上得以解除。股票增加了，投資者是否會“只要一聽到原始股就撲上去”呢？在筆者與他人的交談中，有人對此表示十分擔心，他憂心股民會上當受騙。誠然，由于國家不再對公開發行股票的企業作實質性審查，市場上叫賣的股票一定是良莠不齊的，其中必然也不乏不懷好意的騙子公司。但是，投資者屆時也將是知道這一點的，并且，投資者還會預期到將有更多的、甚至無限的股票發行活動，所以，幾乎可以確定地說：就像大部分實物商品市場上的情形一樣，投資者將會持幣選購，他們將會變得十分謹慎和挑剔；也就是說，我國股市將會迅速轉入買方市場。
　　供求關系的倒轉將會導致整個市場的風氣和氛圍發生轉折性變化。監管機關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新股炒作以及其他惡炒活動勢必將會迅速退潮，企業估值將會回歸基本面，市場的注意力將會真正轉向藍籌股和績優企業。在這種情況下，要想使股票的價格上升，那就只有依靠踏踏實實地做好業績，這就好比要想使某個產品賣個好價錢，就得提高產品質量的道理一樣。在自由的、開放的競爭環境中，想“混事兒”、“蒙事兒”將是很難的。即使發生了個別欺詐事件，股民也將會受到教育，監管層也將會汲取教訓，進而使整個體系不斷地改進。簡言之，市場供應充足（甚至過剩）是產品質量得以提高的前提；在供應短缺的前提下，談論質量的改進，不過是一句空話。這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廣大老百姓深有體會的基本道理。
　　績差股的淪陷將引起整個市場估值水平的變化。有人擔心股價會普遍地急劇下跌。對于這種看法，有理由提出一些質疑。原因是，股票發行體制的理順，從長遠來講對投資者是一件大好事。以往這種“統制型”的市場，對于價值投資和長期投資所造成的傷害有多么巨大，相信大家都深有體會。因此，對于我國投資者來說，審批制的取消不啻是一種解放，是一大利好；有長遠投資計劃的各路人馬，必定會展開各自的長線布局。市場也許會經歷一個下跌過程；然而，隨著市場回歸基本面，最終，它將同實體經濟一同成長。不僅如此，一旦投資者充分預見到這個“U”形的調整過程，輔之以適當的過渡措施，其結果是，這個調整過程將不會那么劇烈。歷史行情走勢已經多次顯示了類似的效應。
　　我們需要對低股價這個問題多做一些討論。審批制的取消意味著圍繞著股票市場、從而把經濟體系區分為“場內”和“場外”的那堵墻被拆除了，場內的“水位”必將下降，資金之水將會流向實體經濟，直至場內與場外的估值水平大致持平。這是一個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市場過程。然而，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場內的“水位”絕不會下降到比場外更低的地步，也即上市公司的估值絕不會低于非上市公司；因為，假若如此的話，產業資本就會進場收購，以圖獲利。所以，那種認為“取消審批制會導致股市崩盤”的結論是站不住腳的。與此相關的一個附帶結論是：監管機關不能對上市公司存量股份的調整（股權轉讓、增發、配股、縮股、回購等等）設定實質性的限制，一定要確保存量股份數量具有高度的靈活性；否則，實體經濟就不足以對股價產生足夠的支撐。
　　不過，無論如何，在取消審批制之后，至少在一定的時期之內，我國股市可能將會進入一個“相對低股價”的時代；這是一個大概率事件。對此我們應當作何認識呢？
　　縱覽各國各地的股票市場，不僅其股票價格一般都比較低廉，而且交易也比較清淡。實際上，我們應當把低廉的股價和較低的換手率看作一種常態，看作經濟健康的一個標志。一個正常的股票市場，場內價格不應該長期顯著高于場外價格，否則，我們便可以推測該國經濟一定發生了某種毛病。一個企業，不能因為它的股份換了一個地方進行交易，就立刻獲得顯著不同的售價。這是沒有道理的。股民被迫頻繁地買進賣出，這也是一種浪費。一個股價低廉的市場，具有多方面的重大好處，這點我們并沒有充分洞察到。低廉的股價是金融資產安全和持股長期化的一個根本基礎；只有在低廉的股價之下，股票才成為一種名副其實的投資工具。提高紅利水平的手段并不是強制上市公司進行分紅。股價下降了，分紅率自然也就提高了。如果股價長期偏低，投資者必然就會很關心企業的分紅制度；這樣一來，在投資者的眼中，不分紅的企業將不如分紅的企業有優勢，它的股票就不容易發行出去，其股價也就會進一步下跌。監管機關根本無需對此采取任何強制措施。低廉的股價加上高分紅率，勢必大大激發我國人民的投資熱情。可以預計，股票發行將會呈現出“購銷兩旺”的局面，“長期持股”將會逐步成為我國家庭理財投資的常規手段。由于妨礙企業兼并重組的法律障礙消除了，民營企業與國營企業將一同發展壯大。以取消股票發行的審批制為契機，再加上一系列必要的配套改革措施，必將使我國經濟真正進入一個“投資的大時代”！來自四面八方的資金將通過股票市場這個管道，大規模地流向實體經濟，股票市場“服務于國民經濟”的功能將會真正發揮出來，我國的經濟增長因此將會獲得又一個強勁的發動機。
　　我們還需要看到，在證券業、金融業以至更大范圍的改革與發展的藍圖中，股票發行體制的改革處于一種基礎性的、需要優先進行的位置上，因而，這一改革將為其他改革計劃的實施創造良好的條件。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設需要以股票的自由發行和上市為前提；只有上市公司數量變多了，彼此之間的差異變大了，場內與場外的落差基本消除了，市場才會產生進一步細分的需要。這個次序不能倒轉過來；不能先給市場起個“這個板”、“那個板”的名字，然后再物色“適當的”企業裝填進去。場內與場外的邊界變模糊了，“轉板”或退市也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你不讓它退市，也許它自己偏要退，我們又何必對于所謂的“退市標準”爭論不休呢？所以，可以說，沒有股票的自由發行，就沒有真正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取消審批制也是降低金融風險的關鍵環節。在股價沒有“落地”之前，各類金融機構所持股票的價值都是有疑問的；這一改革拖延得越久，“問題資產”的規模也就會越大。股票發行制度改革也不能晚于“融資融券”等杠桿化措施的大規模推行。從國外歷次金融危機的教訓來看，“杠桿化”引起的“鏈式反應”和風險放大是導致危機加深的一個重要原因；因而，假如先大規模鋪開融資融券、期貨、期權等衍生品交易，再進行發行制度改革，這一改革的難度和風險無疑將會大大提升。孰優孰劣，孰先孰后，這里的邏輯關系再清楚不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