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全國城鎮人口達到了6.66億人，占總人口的比重49.68%，這比2000年上升了13.46個百分點；與第五次普查結果相比，城鎮人口比重上升了9.86個百分點。這說明最近十年來的城鎮化進程正在加快，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在不斷提高。
　　但不能忽視的是，城鎮化水平提高，并不必然促進服務業的發展。比如，無論是改革開放以后農村人口“離土不離鄉”式的進廠務工，還是上世紀90年代“離土離鄉”式地進城務工經商，進城農民總是節衣縮食將節省下的錢寄回農村家里，這顯然不可能增強城市化對服務業的需求拉動效應。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許多地方政府在GDP偏好的引導下，要么采用強制擴大城市空間面積的造城運動，要么以變更土地和農民身份為手段的“強制城市化”，其實質無非是擴張了城市的空間規模，卻并沒有使農民成為市民，這些城市的生產生活服務購買力都不強。
　　據筆者的測算，2010年全國287個地級市市轄區的城市化率與其第三產業比重的相關系數僅為0.077，這表明至少在各省地級市的市轄區層面上無法驗證城市化提高可以帶來服務業增量的擴張。更為重要的是，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也不意味著城市消費能力尤其是對高端消費需求能力的提升。原因是，伴隨著城鎮人口增加，城市區域面積也在同步提升，甚至提升得更快，其結果是城市人口密度在下降。依據國家統計局《關于統計上劃分城鄉的規定(1999年試行)》，在《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扣除市轄縣以后，219個設區市(純市轄區)人口密度的平均值為1246.42人/平方公里。與此相比，印度的孟買為3.89萬人/平方公里，韓國的首爾為3.22萬人/平方公里，新加坡為1.07萬人/平方公里。這一情況在近10年中仍在不斷加劇，據《2009中國城市發展報告》，2001年至2007年，地級以上城市市轄區建成區面積增長70.1%，但人口增長30%。另據蔡昉等人的研究，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與人口密度存在顯著的等級相關關系，相關系數達到0. 867。由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往往決定著該地區的人均消費規模以及消費層次，所以，人口密度往往會成為制約消費水平的關鍵變量。
　　從最近幾年的情況來看，許多中小型城市出現了大規模擴張的現象，以《中國城市統計年鑒》數據為準，在2007到2009年的三年中，諸如內蒙古通遼、陜西寶雞、山西運城、安徽亳州、新疆烏魯木齊、廣東惠州等城市都出現了超過50%的擴張速度。然而，這些城市的人口密度基本都處在每平方公里300至800人之間。
　　在這些地理面積較小且處于工業化階段的城市中，隨著城區空間規模的擴張，第三產業比重大都在下降。還可以看到，這樣建立在城區面積擴張基礎上的城市化，往往伴隨著服務業的低質化。
　　先以服務業比重較高的懷化市為例，2009年城區面積擴張了57.58%，但市轄區第三產業比重和全市第三產業比重分別下降了3.53%和2.0%。原因在于，懷化市工業發展落后，對第三產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的帶動作用明顯偏弱。此外，城區面積雖然擴張迅速但人口城市化卻很低，2009年僅為36.2%，致使服務業的消費需求無法跟上，大多數服務業還停留在初級發展的水平。集中表現為 “低、小、弱、散”的特征。第三產業中以零售服務業為主導，路邊店居多，中介組織、功能齊全的服務機構和品位較高的大中型中轉市場偏少，社會專業化分工程度不高，服務業技術含量低。
　　再以服務業比重擴張幅度較大的惠州市為例，第三產業盡管獲得了較快的發展，但第三產業內部結構仍處于低端化狀態。目前惠州市服務業的主要的增長點還是傳統的批發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居民服務業，占第三產業增加值的比重達到70%以上，而新興的非實物消費的物流業、會展業、軟件與信息服務等現代服務業還未形成一定規模發展。根據國家統計局調查隊對惠州市56家企業的調查，其中有54家在2011年上半年利潤總額同比下降21%。
　　總的來講，城市是現代服務業生存和發展的空間載體，但這里所指的城市既不是只有土地規模的“人口空城”，也不是缺乏現代市場意識和需求能力的“農村城市”。從“十二五”開始，中國將進入一場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推進城市化的時代，由城市化所帶來的各種利益角逐和體制矛盾都會逐步顯現，這就迫切需要從長遠和全局考慮，切實增強推進城市化與發展現代服務業的共生協調關系，避免陷入城市化現代服務業發展中的城市化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