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潛在增長率逐漸回落，產出缺口有所收窄；內部因素制約要求我國經濟增長適當回調；外部環境動蕩導致我國經濟增長減速。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我國經濟增速放緩。2008－2011年GDP增速分別為9.6%、9.2%、10.4%和9.2%，2012年我國的經濟增長，我們認為可能會繼續保持回落的走勢。事實上，中國經濟在經歷了30年年均近10%的持續高增長后，特別是在金融危機后，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的一些主要因素已經或正在發生重要變化，應該客觀看待我國經濟減速。
從中長期看，可實現的經濟增長率是由潛在增長率決定的，實際經濟增長水平圍繞潛在增長率上下波動，實際經濟增長與潛在經濟增長之間的背離程度，往往更能真實的體現現實經濟中存在的問題。
根據表中的計算結果，從2007年開始，我國的潛在增長率開始步入下降階段，2011年4季度，我國季度潛在增長率已下降至9.0%左右，在對2012年四個季度的GDP進行預測的基礎上，計算出2012年的潛在增長率為8.7%左右。
從供給方面看，隨著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引發儲蓄率、勞動力供需條件等宏觀經濟變量逆的變化，將導致資本、勞動等生產要素供給增速放緩，加之技術進步的貢獻短期內難以明顯上升，土地和能源供給對經濟增長的約束加劇，從而對潛在經濟增長率產生影響。在我國潛在增長率處于持續下降走勢的約束下，我國的實際增長率也必然會處于下降區間。
但是從產出缺口看，2012年我國產出缺口基本處于平穩收斂的狀態，產出缺口率基本保持在0.5%左右。實際增長率超過潛在增長率過多，會導致資源供需緊張，引發通貨膨脹，并對能源資源環境等因素帶來影響；實際增長率大幅低于潛在增長率，則意味著資源閑置，失業攀升，并可能引發通貨緊縮。從計算結果看，0.5%的產出缺口率表明我國的經濟增長基本與潛在產出保持一致，不會對經濟運行產生過大壓力。
中國經濟在過去的30年，利用廉價生產要素優勢，粗放式工業發展策略以及堅持出口導向戰略的成功，激勵了中國工業化的大發展，實現了長達30年的兩位數經濟增長奇跡。然而這一增長機制隨著城市化和國際化的加速，逐步受到挑戰。要素價格重估、成本正常化、社會保障體制建立的加快，使得低成本競爭和粗放式經營的工業化機制不可持續的特性凸顯出來，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式到了必須調整的關口。
從資源約束看，未來我國經濟增長面臨的主要問題有：勞動力低成本優勢逐步減弱，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難度增大，資源環境的約束明顯強化等。從保持經濟高增長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看，我國經濟面臨的約束更為嚴峻。中國過去30多年接近兩位數的高速增長提升了中國國力和人民生活，也帶來了結構壓力，外部沖擊、結構轉換摩擦、市場機制不完全、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引發的社會壓力等，因此在未來的一段時期我國經濟面臨的體制、增長方式調整必然帶來我國經濟增長的減速。
首先，向新型工業化道路轉變。即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提高工業技術含量，同時強調工業化的可持續性；其次，城鎮化向多元化協調型發展。強調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協調發展，并弱化傳統的城市就業市場的二元分割制度，城鎮化建設開始注重以土地為代表的自然資源的節約型使用以及對環境資源的保護上；再次，政府主導轉向市場配置資源。即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使經濟更具有彈性空間，為政策運用提供體制空間。
從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看，二戰以后的25年世界經濟平均增長率達到5%；上個世紀70年代的第一次石油危機到90年代末，世界經濟平均增長只有3%左右；進入新世紀到次貸危機爆發之前，全球經濟又恢復了強勁的增長，2000-2007年，全球年平均增長率達到4.12%，而2004-2007年的平均增長率為4.91%。全球經濟2010年的增長水平預計為3%，是西方發達經濟體滯脹時期的水平。
盡管2011年之后的增速可能會有所提高，但達到危機之前的水平還需要較長一段時間。全球經濟在這次金融危機之后進行調整，世界經濟會進入一個相對緩慢的增長期，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發展中經濟體，其潛在增長率都會下降一到兩個百分點，這種態勢可能會維持在整個“十二五”期間。
考慮到復雜的外部環境，中國宏觀經濟未來將面臨諸多挑戰：首先是匯率的挑戰，美元、歐元震蕩將帶來換匯成本和匯率風險上升；其次是游資挑戰，國際資本在新的資產組合過程中，會增加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中高收益投資比例，這對中國外匯市場、資本市場、房地產市場甚至大宗商品所構成的要素市場價格穩定都會帶來很大的沖擊；再次是貿易摩擦，由于世界經濟將在較長時間內處于調整期，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升溫，中國面臨的貿易摩擦將呈加劇之勢。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仍有50％左右，依然屬于出口導向型經濟，一旦遇到外需收緊，沖擊會比我們預料得要快，外需的持續惡化必然導致經濟增速的進一步放緩。
盡管我國經濟未來發展面臨著諸多約束，經濟增長放緩不可避免，但是未來經濟發展仍然存在著諸多有利因素。
一是中國當前的工業化水平遠超過GDP相當時期的發達國家和現在可比的任何國家，但城市化水平則普遍低于可比的同類國家水平，提升空間集聚水平以此牽引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仍有很大的余地。
二是人力資本提升空間較大。隨著中國人口結構變化和勞動年齡人口增長放緩，由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帶來的“人口紅利”逐步消失，與此同時，政府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加之家庭規模縮小和收入增長，使人均人力資本投入明顯提高，將對經濟增長產生重要影響。
三是市場需求潛力巨大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了發展空間，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巨大的消費潛力可以轉化為經濟持續增長的強勁動力。
四是區域發展空間較大。盡管目前我國東部沿海區域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逐漸弱化，但是我國中西部地區的比較優勢仍然存在，區域經濟從東向西的轉移過程保證了我國區域發展比較優勢的逐步釋放，為我國經濟增長提供持續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