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銀監會最新發布的數據，2011年，中國所有商業銀行的總資產超過113萬億，占全部金融資產的90%以上，凈利潤超過1萬億，商業銀行平均每天“吸金”28.53億元。目前中國的銀行國際化程度還很低，利潤基本全都來自國內，因此由巨額盈利創造的創紀錄利潤，激起了公眾的熱烈討論，質疑和批評之聲不斷。
　  不只中國，在主要發達經濟體，銀行同樣也正面臨著空前的批評和抗議浪潮。美國準備對銀行實行限制自營交易的“沃爾克規則”；歐盟擬開征“金融交易稅”，并一再要求銀行增加核心資本；英國提出了對商業銀行業務的“圈護”規定。從民間到官方，都對銀行從業人員尤其是高管的豐厚薪酬和獎金提出了限制的呼聲。從美國到英國再到歐元區部分國家此起彼伏的街頭“占領運動”，主要就是針對大型銀行的抗議。
  　何以如此？一方面，銀行不僅是2008年席卷全球金融危機的直接肇事者，更是依賴納稅人錢財方才得以拯救，可是卻一如既往地照樣領巨額薪酬；其他產業企業不僅得不到如此規模公共資金注入，反而困難重重，大部分公眾收入下降，失業率高企。
  　中國的銀行業，當然沒有出現西方發達經濟體的那種情形，但十年前大規模剝離不良資產，將包括巨額國債發行在內的公共資金注入銀行，仍然在國人記憶中印象深刻。將沉重負擔甩給公眾后的銀行業，利潤80%以上來自利息收入，而管制的利率政策，穩穩給銀行帶來了多達3個百分點近乎無風險存貸利差收入。可就在同時，大量中小企業銀行貸款無門，大面積資金鏈斷裂，陷入破產境地。這不能不加重公眾的爭議。
  　其實，銀行的盈利問題，還有更深層次的問題需要理清和正確對待。
  　不可否認，歷史地看，銀行似乎從來就是個盈利豐厚的行業，但人們一直忽視的，銀行家也一直試圖掩蓋或者根本不予承認的是，銀行并不是純粹的私人機構，不是純私人行業，作為銀行經營對象的貨幣，是準公共產品，尤其是在貨幣紙質化后的純粹信用貨幣時代，這一點更加明顯。正因如此，銀行業才是一個很嚴格的特許經營行業，銀行牌照向來都是稀缺和值錢的。那位彪炳經濟學史的熊彼特教授，曾任職奧地利內閣財政部長，當內部斗爭白熱化，作為政治交換條件，熊彼特辭去財政部長一職時，奧地利議會給了他一張銀行牌照，使他在職業生涯中有機會過一把銀行家的癮。
  　如果說貴金屬本位制時代，貨幣的公共性還不是那么明顯，或者尚帶有較大的私人性；那么，在純粹紙幣的“法定貨幣”時代，貨幣價值與職能完全來自于國家信用和公共權力的保障，貨幣的公共產品特點也就非常突出了。說現代貨幣是準公共產品，并非不恰當。相對私人產品，貨幣具有較大的外部性。這種外部性，既具有幣值和貨幣秩序穩定時的正效應，也具有幣值和貨幣秩序不穩時的負效應。
  　作為經營如此特征產品的銀行，屬于準公共機構，其外部性當然也就很明顯。某種程度上，可將銀行歸入公用事業行列。因為沒有國家權力和相應公共制度的保障，現代銀行經營難以為繼。這意味著，銀行不僅應受到相比一般企業更加嚴格的監管，而且，銀行經營的穩定性和盈利，并不完全甚至主要不是銀行家及其職員的能力和勞作的結果。當銀行業出現重大危機，威脅到整個貨幣秩序時，國家權力及其掌控的公共財力，不可能不救援，這是由其強大的負外部性所決定的。
  　這進一步意味著以下幾點：一，銀行盈利應受到限制，或者將盈利的大部分納入國家財政；二，銀行管理人員和職員的薪酬與獎金應受到限制，否則，其付出與所得不對稱，危害社會公平；三，不要指望國家救助徹底撤出銀行業，也就不要企望根除“大而不能倒”的問題，只是，在嚴格監管的同時，切實將上述第一、二點做好，尤其不能再讓造成危機的原有管理人員染指經過公共救助而新生的機構。
  　再者，如果銀行盈利過高，增長過快，說明實體經濟的資金成本及其增長過快，加重整個經濟的負擔。因為，銀行畢竟是附著在實體經濟上并為之服務的，前者的盈利就是后者的成本。當前中國的情況，一頭是作為存款人的公眾，受人為存款低利率的壓制；另一頭作為消費者的公眾，又受銀行高盈利帶來的實體產業成本上升，導致購買支出增加的相對損失。這當然是對社會公平原則的破壞。
  　由此觀之，世人對銀行巨額盈利和豐厚薪酬的不滿，甚至日漸廣泛的抗議，既有一般直觀經濟社會現象層面的原因，也有現代貨幣制度所決定的更深層緣由。公眾保持這種自覺和質疑，是一種進步，銀行從業者無論是對銀行經營問題還是巨額盈利，都應當保持清醒的自省意識，不應視為自然而然，需要的是克制和收斂；作為公共權力機構，各國政府應針對銀行業，在監管體制、會計財務準則、稅收制度等方面加強建設，并不斷改進，特別是在國際層面逐步形成協調一致的制度體系框架，盡力使銀行業在應有的健康軌道上運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