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需求側管理轉向供給側管理，是在思路上要從凱恩斯主義的思路轉向供給學派的供給側管理，也就是說，宏觀調控依據的理論也要轉型。現在，我們的居民收入占經濟總量的比例太低，財政收入增長速度每年都遠遠高于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稍有數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國民收入中政府收入分配比重會越來越高，居民收入分配比重會越來越低，結果必然是國富民窮。
中國經濟時報：國家統計局統計顯示，2011年國內生產總值471564億元，比上年增長9.2％。顯然，中國宏觀調控取得了顯著成效。結合這幾年經濟運行的基本情況，您如何判斷當前的經濟形勢？
周天勇：當前宏觀調控與以前不同，今年形勢比較復雜。首先，我們看看宏觀調控實踐的理論基礎。我們現在宏觀調控的理論是什么？應該知道，改革開放以后，宏觀經濟學才被逐步引入中國，但是總的來說，1997年以前實行的財政政策，宏觀調控方面主要是保守的預算平衡模式，沒有實施凱恩斯主義的擴張財政、刺激經濟的辦法。而實際上，過去我們的經濟擴張造成的經濟波動主要是信貸方面的原因較多。
1997年以后，亞洲經濟危機時我們的經濟比較低迷，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赤字和發行國債來刺激經濟，但是2003年的時候又進行了壓縮，壓縮到2008年年底。由于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又實施財政赤字、信貸放松的政策，以刺激經濟增長，2009年中國經濟增長了8.7％，在如此大的力度下，才取得這么高的增長。
結合去年以及今年的經濟形勢來看，今年面臨著這么一些情況。一是可能通脹率高、失業率高，經濟面臨滯脹危險。用兩組數據來表達，一組數據是通貨膨脹率，另一組數據是經濟增長速度。去年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很快，所以有脹沒滯。但是從失業率來看，它是滯脹，因為高失業率、高通脹，就是一種滯脹的表現。二是面臨出口萎縮的風險。去年，大量的制造業萎縮、小微企業倒閉，可能導致無就業的增長。今年面臨的情況是出口要萎縮，可以看到，今年1月份進出口是雙雙負增長，其中出口下降0.5％，進口下降15.3％，我們原來預計全年出口可能增長10％，現在從1月份的情況來看是比較嚴峻的，當然1月份有春節因素，但是從全年來看，出口是不樂觀的。原因就是歐債問題，因為歐元區要緊縮財政、減少福利、減少工資、失業增加，這幾項對出口需求影響比較明顯。
還有一個問題是，去年我們大量的賺錢領域是在金融業里，高利貸、地下錢莊和正規壟斷金融體系賺了不少錢，實際上是制造業和小微企業的利潤轉移到這些地方了，但是這些方面是不增加就業的。
中國經濟時報：今年經濟增長的動力是什么？
周天勇：從今年的經濟增長預測來看，最樂觀的是社科院發布的藍皮書，預測為8.9％左右，但是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出口下滑很快，消費去年增長17.1％，那么“三駕馬車”中，出口形勢比較嚴峻，而消費今年能拉動多少呢？消費是個慢功夫，而且我們最大的問題就出在消費上。一個更尖銳的問題是，我們還能像2008年那樣放那么多的信貸嗎？經濟增長的動力從哪兒來？我們2009年放了9.5萬億信貸才搞了個8.7％的增長速度，今年出口這么嚴峻，消費又上不來，投資不能再像2008年，如果那樣就要面臨嚴重的惡性通脹。2008年年底我們的信貸余額是30多萬億，那一年就增加了10萬億的信貸余額，整個信貸量增長了25％，貨幣政策非常寬松。可以看到，凱恩斯主義是對付蕭條的辦法，即擴大赤字、增加支出、增加流動性、降低失業率，但是這個辦法給后來的美國帶來很大惡果，即滯脹。后來對凱恩斯的批判出現了貨幣主義理論，貨幣主義的觀點就是要管住貨幣、放開市場，就是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理論。問題是要穩住貨幣，不放那么多信貸，按照貨幣主義理念，經濟必然下降。而放開市場，這是對的，就是國家不要干預太多。
當然，現在還有一個問題是，制造業企業一個最大的短板就是小微企業的制造業，這個短板存在幾個問題：一是這幾年大量投放貨幣，物價上漲，工資上漲，勞動力成本提高了；二是人民幣升值，升值以后把一些出口企業以及出口貿易企業的利潤都削弱了；三是金融銀行業以及地下金融貸款成本提高；四是政府的稅費實際上也在增加。
中國經濟時報：面對這些問題，我們的宏觀管理需要做出怎樣的根本性轉變？
周天勇：我認為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做出轉變：第一，由需求側管理轉向供給側管理。需求側管理是說，經濟蕭條了財政就擴大赤字，經濟膨脹了財政就收縮赤字。貨幣政策從需求管理來看，就是經濟萎縮了就擴大信貸規模，通貨膨脹了就收縮信貸規模，實際上這是需求側的管理辦法。供給側管理是說，西方有一個供給學派，它提出要減稅，減稅擴大生產、刺激創業、發展小微企業、增加制造業的利潤、增加就業、增加收入。這是兩個方面，鼓勵創業，中小老板就多，中等收入者就增加；增加就業，有工資收入的人就增加。增加收入就能刺激消費，而且增加消費還有幾個連帶作用：第一是調整投資和消費的結構，第二是提高勞動和居民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另外，需求和供給可以良性互動，因為生產出來的東西有需求才能購買，光投資建廠生產出來的產品最后沒有就業，特別是一些大的項目，就業人數少，造出很多產品，最后國內消費需求萎縮，只能出口，不能形成良性循環。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轉型。
第二個宏觀調控的根本性轉變，就是要從總量調控轉向結構調控。總量調控就是我們調控財政發債規模，貨幣政策中的存款準備金率以及貸款的行政指標控制，這些都是總量控制，但問題是總量調控往往在調控嚴厲的時候首先受影響的是制造業和小微企業的貸款，一旦壓縮貸款就是保國壓民、保大壓小、保政府壓社會，這樣將導致就業更加惡化。而貸款增加的時候，可能更多的是增加到政府項目、大企業大資本和國有項目，這些項目對就業的增加不顯著。所以總量控制有一定問題，宏觀調控必須轉到結構方面。調控結構說的是調控的部位是哪些，比如放貸款的時候要注意放到一些能增加就業的地方，財政政策的設計上要放在解決就業和居民消費上，而不是其他支出。
第三，要從以貨幣政策為主轉向以財政政策為主。因為從今年來看，貨幣收縮是不可能的，但是放得太開就會導致通貨膨脹，貨幣政策只能是微調放松，不能大放松。所以現在主要起宏觀調控作用的只能是財政政策。
第四，財政政策要以擴大支出和增加財政收入為主轉向以減稅清費為主。實際上，從當前的經濟運行來看，整個宏觀調控模式需要發生根本性的轉變。我認為，中國最適宜的還是供給學派的思路，就是減稅，也就是剛才說到的供給側的解決辦法。從中國目前的經濟問題來看，供給側的思路是正確的。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最早的時候沒有宏觀經濟學，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大蕭條時期，凱恩斯才建立了宏觀經濟學，建立了完美的理論和模型，這個東西管了大概20年—30年，比如羅斯福就實施了新政。但是羅斯福實施的政策給美國以及歐洲國家帶來了滯脹，甚至到上世紀70年代的時候依然給許多發達國家造成很大問題，即“兩高一低”：高失業率、高通貨膨脹率、低增長率。從去年的狀況來看，我們國家是“三高”，即高增長率、高失業率、高通脹率，表面看起來我們和西方遇到的情況差不多，但實際上也遇到了滯脹問題。當年，里根、撒切爾夫人都采納了供給學派的意見，就是通過減稅刺激工作的積極性、增加勞動的投入。除此之外，我覺得更大的意義還在于，通過減稅增加要素的投入、擴大生產、增加就業、發展小微企業等等。當然，對于“供給經濟學”實證數據的采集問題，有一定的缺陷。
中國經濟時報：從供給側進行宏觀調控，就意味著我們必須減少稅費。
周天勇：是的。我國稅費全部加起來要占到GDP的34％。我對幾個數據進行了匡算，得出：2011年全部政府收入15.97萬億，占GDP47.16萬億的33.86％。其中財政預算內稅收和收費10.37萬億，土地出讓金3.15萬億，人社部門社保費收入1.45萬億，其他預算外收入保守估計可能有1萬億。但這個數據算得比較保守，我現在懷疑國企上繳利潤、煙草利潤、發行彩票收入都沒有包括在預算里，如果包括這些的話，稅負還要高。
稅負太高，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一是宏觀稅負，發展中國家一般在18％—25％比較合適，現在我們都達到34％了，幾乎和發達國家接近，但是我們卻沒有提供像發達國家那么好的福利，而且這么高的稅負很大一部分是花在“三公”支出上，沒有花在民生上。二是微觀稅負，根據每年福布斯的稅負指數排行來看，我們都處在全世界第二位，但是全世界第二位這個計算還不包括政府的收費罰款等等，加上這個的話那就是第一了。三是在我們現在的稅收結構中，大量的是間接稅、流轉稅，主要是向生產經營環節征稅，包括消費稅都是向企業生產環節征稅，直接征收的稅很少，這樣就影響創業，特別是影響小微企業和制造業，對創業、增加就業不利。
談到減稅，比如增值稅能不能從17％降到12％？營業稅能不能從5.5％降到3％？此外，就是稅收結構上能不能減少間接稅、擴大直接稅？比如房產稅、收入稅能不能擴大對富人收稅？
所以，從整個政策理論以及中國經濟運行的態勢來看，供給學派的減稅理論是可行的。我覺得剛才說的從需求側管理轉向供給側管理，是在思路上要從凱恩斯主義的思路轉向供給學派的供給側管理，也就是說，宏觀調控依據的理論也要轉型。現在，我們的居民收入占經濟總量的比例太低，財政收入增長速度每年都遠遠高于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稍有數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國民收入中政府收入分配比重會越來越高，居民收入分配比重會越來越低，結果必然是國富民窮。這將使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關于“十二五”提高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比重的精神成為一句空話。
中國經濟時報：對于未來一個時期的宏觀政策，您有什么好的政策建議嗎？
周天勇：首先是要把財政收入增速降下來，建議每年劃一條紅線，就是每年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不得超過30％。因為發展中國家是25％，我們的人均GDP去年才5000美元，發達國家2萬到4萬美元，差得太遠了。所以財政收入占GDP不得超過30％，這個比例就很高了。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要與居民收入的速度相平衡，要與GDP的增速相平衡。
第二是要減稅。我們現在的稅是世界最高的，個人所得稅的累進稅率也是全世界最高的，美國才35％。營業稅率也很高。
第三是清理政府收費和罰款。我們現在對企業的各種收費太多了，預算內的非稅收入去年就有1萬4000多億，預算外的還沒算進來，我估計至少要達到1萬億，預算內已經收了這么多費用，還有預算外的收費和罰款，所以要徹底清理政府收費和罰款，很多小微企業實際上光收費就負擔不起了。
第四是要推進行政體制和財政體制改革。我們現在很多單位不是靠財政撥款維持的，而是靠收費罰款運行的，就是收支兩條線，超收獎勵，罰款分成。現在交警部門和城管部門，尤其是城管部門最典型。費一定要清理，政府收費的權利要通過人大。只要有政府文件就可以收費，隨意性太強。因此，我們不僅要人大批準，還要進行公示，所有的稅都應該公示。在具體政策上，對小微企業在稅費上一定要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