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春節后，民工荒再次成為各地熱點和難點，而且嚴峻程度大大高于往年。直至不久以前，人們還深深沉迷于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幻覺，突然間，無論沿海地區還是中西部地區，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日益面臨嚴重的招工難以及由此引起的前所未有的加薪壓力。如果說在勞動力過剩條件下就業困難關乎民生的話，在二元經濟尚未消失條件下出現招工難問題，則既關乎民生又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因此，對于如何認識和應對招工難現象，應給予多年以來對待就業難現象同樣的重視程度。
我們需要從中國經濟正在經歷的轉折，來認識何以從就業難到招工難的轉變如此迅速。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很長時間內，主要通過勞動力市場配置就業的普通勞動者，特別是農民工工資沒有實質性的提高。這是因為直到2004年之前，中國處于典型的二元經濟發展階段，具有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和企業冗員的存在，抑制了非熟練勞動力工資的提高。以民工荒現象為標志的勞動力短缺現象首先于2004年出現，隨后就從未間斷，并推動著普通勞動者工資持續上漲。因此，按照二元經濟理論的定義，我們把2004年看作是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年份。
如果說這個轉折點的標志有些模糊，對于其是否已經到來還值得爭論的話，我們再來看另一個可以十分確定的轉折點，即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停止增長，人口撫養比相應不再下降的轉折點。由于勞動年齡人口持續增長和撫養比下降創造了人口紅利，因此這個轉折點意味著人口紅利的消失，也稱作人口紅利轉折點。根據最新預測，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逐年下降，預計在2013年前后達到峰值，屆時勞動年齡人口總量接近10億。自那時以后，勞動力的絕對數量不再增加。而且，在達到峰值之前，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率已經遞減。因此，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說勞動力仍是無限供給的了。
中國招工難現象之所以一經發生就如此迅猛，是因上述兩個轉折點之間的間隔時間很短。根據研究和統計，日本于1960年前后到達劉易斯轉折點，1990年之后到達人口紅利轉折點，其間有30余年調整期。雖然在1990年之后日本經濟陷入停滯，但終究在這個調整期間日本成為高收入國家。韓國于1972年前后經過了劉易斯轉折點，迄今為止尚未到達人口紅利轉折點，預期于2013年前后與中國一起進入人口紅利消失的發展階段。也就是說，韓國兩個轉折點的間隔高達40余年。
按照同樣的標準判斷，如果同意說中國于2004年經過了劉易斯轉折點，那么隨著2013年勞動年齡人口不再增加，人口撫養比停止下降，從而迎來人口紅利轉折點，則意味著兩個轉折點之間充其量只有9年調整時間。可見，兩個轉折點到來間隔時間短暫，使得勞動力短缺現象出現之后，短時間內就演變為嚴重的民工荒或招工難現象。中國的這一轉折特點，也給勞動力市場性質打上了特殊的烙印。
中國勞動力市場正在從二元經濟所對應的模式轉向與新古典經濟相對應的模式，勞動力市場的表現既存有二元經濟特征又表現出一定的新古典模式特點。因此，在認識二元經濟下勞動力市場性質的基礎上，也需要把握新古典模式下的勞動力市場的相關特征，因為過去階段的一些特征仍然存在，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轉型的目標所指。我們可以嘗試借鑒這兩種分析框架來認識當前問題。我們先把新古典模式的勞動力市場與劉易斯勞動力市場類型進行對比（見附表）。通過對比，我們可以了解，當前我們的勞動力市場特征既不是純粹的二元經濟結構，也不是典型的新古典模式。
我們首先來看工資決定的問題。在劉易斯模式描述的二元經濟結構下，勞動力是無限供給的，農業中勞動邊際生產力極端低下。務農收入遠低于非農產業的工資水平，外出務工勞動力的工資，受勞動力供給數量的制約而長期得不到提高。由于戶籍制度等體制因素，使得農民工工資并不由其勞動邊際生產力決定。而在新古典模式下，理論上勞動者工資是基于勞動的邊際生產力、通過市場機制和勞動力市場制度作用而決定。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減少和勞動力短缺普遍出現，各類產業和行業都出現資本替代勞動的趨勢，勞動生產率顯著提高。與此相伴隨，農業和非農產業工人工資自2004年以來持續大幅提高。
接下來我們看勞動力市場出清的情況。在劉易斯模式下，既由于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也由于存在勞動力部門轉移和區域轉移的制度障礙，勞動力供求關系不會通過工資水平的調節而得以出清，所以長期存在二元經濟結構，勞動力供大于求是一種常態。而在新古典模式下，在理論上或趨勢上，勞動力市場可以通過勞動力流動和工資調節結清供求差異。
直至20世紀90年代后期，在國有企業減員增效改革之前，這種勞動力供求關系表現為農村的勞動力剩余和城市的企業冗員，沒有表現為失業率上升，經濟波動也沒有反映在失業率變化上。而在1997年通過改革打破鐵飯碗的情況下，城市則出現大規模的失業和下崗現象。據估算，2000年調查失業率一度高達7.6%。隨著政府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特別是勞動力市場發育水平的提高，就業形勢逐漸轉好，2002年以后登記失業率保持在高度穩定的狀態。
進而，從就業問題來看，二元經濟結構最大的問題是存在大量勞動力但缺乏就業崗位，因此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我們所有就業政策都立足于勞動力供大于求的前提而制定，目標旨在創造盡可能多的就業崗位以擴大就業；而在新古典模式下，就業問題更主要的是集中于周期性失業、結構性失業和摩擦性失業的問題，這些問題更多地需要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政府的勞動力市場政策來解決。
最后，從政府責任來看，二元經濟下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擴大就業，消除影響勞動力就業的障礙；但到了新古典時期，宏觀經濟政策直接應對的目標也就更加明確了，即以宏觀經濟政策和勞動力市場政策應對周期性失業和自然失業。
認識到中國勞動力市場轉型的特殊性之后，關于政府應該如何應對的政策建議也就呼之欲出了。總體來說，我們應抓住招工難現象背后的勞動力市場新特征，改變傳統政策思路，消除認識上的固化和偏頗，防止決策失誤。
首先，在勞動力市場出現總量偏緊的情況下，不能對結構性和摩擦性就業困難掉以輕心。隨著產業結構調整加速，在新的就業機會不斷被創造出來的同時，一部分傳統崗位也不可避免地消失。如果需要轉崗的勞動者技能不能適應新崗位要求，則會面臨結構性失業風險。由于我國勞動力市場發育尚處于較低水平，人力資源配置機制尚不健全，在產業結構變化過程中，勞動者還不能做到無摩擦轉崗。因此，摩擦性失業現象會經常存在。
包括各類畢業生在內的新成長勞動者群體，雖然受教育程度較高，但其人力資本與勞動力市場對技能的需求有一個匹配過程。至于那些缺乏新技能的城鎮就業困難群體，與勞動力市場需求的銜接則會遇到更多摩擦。因此，上述兩個勞動者群體最易受到這兩類失業的困擾。這是最適宜發揮政府促進就業職能的領域，對勞動力市場功能和政府公共服務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即要求政府有針對性地提供就業、創業、轉崗和在崗培訓，規范和完善人力資源市場功能，從勞動者能力和市場配置效率兩個方面降低自然失業率。
其次，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逐漸消失的情況下，要更加關注經常性發生的周期性失業現象。在市場配置資源和引導經濟活動的條件下，宏觀經濟的周期性波動不可避免，與宏觀經濟周期相對應的周期性失業現象也同樣不可避免。在我國當前發展階段，進城務工的農村轉移勞動力，由于沒有獲得城市戶口，就業不穩定，往往要承受更大的周期性失業沖擊。例如，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實體經濟和就業的沖擊，導致上千萬農民工在2009年春節提前返鄉，就是這種周期性失業的表現。
從一般經驗和中國特殊性看，應對這種類型的失業有兩條途徑。第一，借助宏觀經濟政策手段，發揮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宏觀調控作用，熨平經濟周期。為此，宏觀經濟政策要把就業置于優先地位，以就業狀況為依據確立政策方向和力度，降低周期性失業風險。第二，通過改革消除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對周期性失業的放大效應。為此要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按屬地原則均等供給的進程，把農民工納入城鎮失業保險、就業扶助等公共服務范圍，降低他們面對就業沖擊的脆弱性。
最后，在非熟練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迅速的情況下，要防止形成人力資本培養的負激勵。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求經濟增長的驅動力轉向更多依靠生產率的提高，經濟增長的拉動力轉向依靠消費需求，產業結構中第三產業比重明顯提高。這一系列轉變都主要以產業結構升級和優化的方式表現出來，要求產品質量和服務質量進一步提升，抵御風險能力進一步增強，必然對勞動者素質提出更高要求。按照目前相應產業的勞動者受教育水平估算，如果勞動者從第二產業的勞動密集型就業轉向第二產業的資本密集型就業，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1.3年；轉向第三產業技術密集型就業，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4.2年；即使僅僅轉向第三產業的勞動密集型就業，也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0.5年。
近年來，隨著就業崗位增加，對低技能勞動力需求比較旺盛，一些家庭特別是貧困農村家庭的孩子在初中階段輟學現象比較嚴重。例如，調查顯示，2010年部分貧困農村地區的初中三年累計輟學率高達25%。從家庭的短期利益著眼，這種選擇似乎是理性的，但是，人力資本損失最終將由社會和家庭共同承擔。這部分勞動者會在產業升級加速的將來處于缺乏競爭力的狀態，成為新一代就業困難群體。因此，政府應該切實降低義務教育階段家庭支出比例，鞏固和提高義務教育完成率，而通過把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讓農村和貧困兒童不致輸在起跑線上，也大大有助于提高他們在小學和初中階段的完成率，并增加繼續上學的平等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