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2月29日《南方日報》報道，2月27日，溫州立人集團民間借貸案件中的147位債權人，狀告溫州市泰順縣政府和公安局，申請國家賠償6864萬余元。債權人遞交的訴狀稱，當地政府干部參與立人集資，并在立人集團崩盤前夕，默許其瘋狂集資9億元，用于支付領導干部的本金和高息，政府應對種種不作為及行政違規行為負責。不過泰順縣宣傳部認為，說政府不作為，是“子虛烏有”。
　　我認為，民間債權人狀告政府、警方事件一旦出現，已在行政訴訟方面具有某種“破冰”意味；若能立案，進行公正的審理，其影響以及所展現之內涵，則可能在司法、金融、吏治、破產機制等更廣泛的領域得以反映。
　　前段時間，在研究民間借貸危局及其對應問題時，我發現其間存在一個“無解之困”：行政與司法面對借貸糾紛，主要的作為即提供一個安全、可期的法治環境，既不許債權人胡作非為，也不容債務人耍賴脫責、逃避債務，具體做法，就是對借貸雙方都需“打黑”和“維穩”。然而，這種“不許借貸雙方黑”的思路與主要舉措所遭遇的障礙，是行政與司法自身存在的問題。
　　民間借貸活動因宏觀或區域因素遇挫，此種局面雖值得擔憂，但若有司法和行政權力秉持公道，就不至于達“不可收拾”之地步。而在政、法官員多有重要利益介入民間借貸活動的情況下，治權的公信力不能取得公眾依賴，其“維穩”，則往往被利用來謀取某些人的私利。
　　去年9月《21世紀經濟報道》披露，民營企業溫州順吉集團以高利率向社會籌集資金約13億元，老板攜資舉家潛逃被抓，此案中，“八成債主為當地公務員”。
　　《半月談》有消息稱，去年初，溫州市龍灣公安局在偵查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一案時，發現債主名單中的人“均為當地司法機構人士”，牽涉的受害人資金從2000多萬元、1500萬元、2075萬元、3500萬元到8000萬元不等。
　　官銀（官員資金在長三角一帶流行的俗稱）占借貸金額比例高的現象，在高利貸糾紛案件中多有發現，而官銀借貸，并非商業活動與信用關系，它通常的規則為“我幫你辦事，你幫我放高利貸”，更像是一種行賄方式。
　　有大批官銀、眾多官員涌入的民間信貸市場，已然不是本來面目的民間信貸；側身其間的民間債權人，有的牟利官銀之幫襯，繼而又是豁血本掩護官員撤退的“后隊”。
　　顯然，立人集團民間借貸案件中的部分債權人的訴狀稱發現了債務糾葛中的官民關系。他們以訴訟的方式，向世人揭示他們財產損失與官員行為之間的此消彼長的內在關聯。那么到底是否存在出了問題，官員“先得”“先走”呢？還真需要說個清楚！
　　認真查起來，許多高利貸案件，對涉案的官員來說，實際上等于對部分官員財產的一次公示，繼而順理成章的做法，是照單緝拿貪腐官員。然而主要難點就在這里，或許就因此而不敢認真、不敢徹查。溫州中院立案庭已接下訴狀，立案與否，以什么理由不予立案，都值得關注。
　　以貪腐和特權完成原始積累，再運用特權與影響和企業家聯手，以“官員高利貸”的旱澇保收方式收取賄金——為保障官員債權而壓迫包括企業家在內的各界人士，對利于自身債權先走的縱容與默許，對威脅自身利益的各方“黑打”與脅迫……以至于連拯救當地金融的政策舉措，都被某些公眾疑為救官員之舉，因此而存在“巨大的道德風險”�？梢�，官員貪腐、吏治腐敗，成為文明進程與民生問題中隨時隨地可遇而難以逾越的障礙；腐敗的破壞性是全方位的，這在民間借貸的演變中展現得淋漓盡致。
　　權力和官員的清正廉明，是金融危機平穩過渡的前提�，F在，狀告政府和警方的債權人表示“這個可以有”。但無解的在下揣測良久嘆道：被逼的，這條路，還真是非得這樣走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