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儲蓄、高投資、低消費”是我國宏觀經濟的主要特征，按照儲蓄—投資方程，經濟內部失衡必然導致經濟外部失衡，表現為經常賬戶持續順差和外匯儲備急劇增長。因為大量的外匯儲備轉而又投向了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我國積累了大量以美元計值的外部債權。這也是為什么中國經濟總體呈現債權型貨幣錯配的重要原因。由此，與其他新興經濟體一樣，中國眼下也陷入了“高儲蓄兩難”的處境中。
　　“高儲蓄兩難”，是由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麥金農針對亞洲金融危機后東亞經濟體的匯率困境提出的概念。他認為，任何無法以本幣提供信貸的國際債權國都將出現貨幣錯配。亞洲金融危機后，大多數東亞經濟體追求經常賬戶盈余，積攢了大量外匯儲備，由債務國轉變為債權國。隨著這些國家對外債權的不斷積累，對本國貨幣形成兩種壓力：第一，國內美元資產的持有者擔心本幣升值，爭相將美元資產轉化為本幣資產，從而發生“自我實現”的本幣擠兌，加大了本幣升值壓力；第二，東亞國家持續的貿易順差，引起貿易逆差國不滿，紛紛施壓順差國迫使其本幣升值。債權國因此陷入兩難：允許本幣升值，會對本國出口造成打擊，經濟陷入通貨緊縮和流動性陷阱；不允許升值，可能會引發債務國的貿易制裁。
　　由于人民幣不是國際儲備貨幣，中國同樣面臨貨幣錯配問題，加上長期實行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并且持續的貿易順差，為了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央行必須經常干預，由此積攢了高額外匯儲備，承擔了貨幣錯配的絕大部分，直接結果就是外匯占款投放過多，壓低了市場利率致使投資過熱而消費不足。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講，貨幣錯配是中國經濟內部失衡的前提。
　　匯改前后，中國“高儲蓄兩難”表現為不同的形式。匯改前，實行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面臨人民幣是否升值的典型“兩難”；匯改后，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政策，允許人民幣升值，但這種浮動仍是有限的，為了保持人民幣升值的“適度”，央行仍需干預，“兩難”繼續存在。盡管匯改以來人民幣升值總幅度可觀，但這是緩慢漸進的升值，市場上的人民幣升值預期因此十分強烈，吸引大量國外資本進入，遂加劇了中國經濟的外部失衡。
　　在人民幣升值預期強勁的情況下，國內美元資產持有者紛紛將美元資產轉換為本幣資產，中國金融機構外匯存款變化情況清楚地反映了這一點。2002年以來，居民在金融機構的外匯儲蓄存款絕對量以及占總存款比例都呈現下降趨勢。如果人民幣升值預期繼續，居民外匯存款轉化為人民幣存款的趨勢就還會持續，加上國際投機資本對人民幣的擠兌，會加大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中國經濟的外部失衡將會加劇。
　　自2007 年以來，中美利差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呈現同步下降趨勢，而人民幣實現累積升值約13%。“兩難”現實使得中國利率相對于美國持續走低，進一步加劇了國內低效率的投資，對居民消費產生“擠出效應”度。因此，“貨幣錯配”、“高儲蓄兩難”加上“經濟內外失衡”，對中國金融體系的穩定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政策的靈活性造成了不小的沖擊，嚴重影響了中國宏觀經濟金融的穩定。尤其大量國際資本進入國內，2001年至2010年，中國資本凈流入累計7030億美元，相當于同期外匯儲備增量的25%，規模龐大的外匯儲備嚴重降低了資源的使用效率，損害了經濟增長的潛力，國民經濟運行的風險也隨之上升。
　　在此情形下，當下可能的選項大致有這么三條，繼續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爭取有更大幅度的浮動，這有助于減輕貨幣錯配壓力，此其一；大力發展國內債券市場，可以為企業提供穩定的長期資金來源，改變企業過度依賴銀行信貸和國外資金的局面，防止銀行和企業資產負債中發生期限錯配和貨幣錯配，此其二；為了避免貨幣風險敞口不斷累計，必須積極建設外匯遠期交易市場，為銀行和企業的貨幣敞口提供套期保值工具，此其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