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人民日報》報道，2011年我國全部稅收收入中來自流轉稅的收入占比為70%以上，來自所得稅和其他稅種的收入合計占比不足30%；來自各類企業繳納的稅收收入占比更是高達92.06%，而來自居民繳納的稅收收入占比只有7.94%。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認為，中國商品含稅高，并不意味著我國的總體稅負就比發達國家重，我國總體稅負水平仍處于合理區間。
　　按照賈康的說法，衡量一個國家的宏觀稅負水平，通常使用的指標是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2011年我國宏觀稅負水平在30%左右，發達國家平均水平在40%以上，因此我國總體稅負水平是合理的。這個衡量指標是沒有問題的，得出的結論也沒有問題，但仍然招致不少人的質疑。
　　主要原因在于，這里的宏觀稅負水平只是表明納稅人向國家繳了多少稅，卻沒有考慮納稅人從政府那里獲得了什么樣的公共服務——在高稅負的發達國家，政府為納稅人提供了完善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高稅負對應著高福利；中國的總體稅負水平已經接近發達國家，但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方面，與發達國家存在著較大的距離，高稅負并未對應著高福利。
　　另一個問題是，由于我國全部稅收收入中來自流轉稅的收入占比達70%以上，意味著相當一部分稅收雖然由各類企業繳納，但實際上被企業打入商品或服務的成本，轉嫁到了消費者身上。這也意味著，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繳納了大量的稅收，但不少人對此并不十分了解，沒有意識到自己除每月繳納個人所得稅之外，幾乎每天都在通過消費行為繳納各種稅收。這種稅制下，納稅人不清楚自己到底交了多少稅，難以形成真實的稅負感受，不利于培養納稅人意識和權利意識，同時，也使政府容易陷入征收高額稅款的“模糊地帶”，不利于藏富于民。
　　有關官員和財稅專家提出，下一步推進稅制改革，應降低以流轉稅為主的間接稅的比例，增加個人所得稅和財產稅等直接稅的比例。然而，必須引起注意的是，對個人所得稅不能簡單做“加法”，因為目前納稅人的個稅負擔并不輕松。據統計，2011年全國稅收總收入完成89720.31億元，同比增長22.6%，其中個人所得稅實現收入6054.09億元，同比增長25.2%（去年1-9月，個人所得稅完成4995.12億元。分項目看，財產轉讓所得稅增長109.5%。工資薪金所得稅、勞動報酬所得稅和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所得稅較快增長，同比分別增長33.6%、30.8%和22.4%。儲蓄利息所得稅同比下降54.3%——編注）；2011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實際同比增長8.4%，其中人均工資性收入15412元，同比增長12.4%。個人所得稅的增長比例，超過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工資性收入的增長比例。
　　在當前國情條件和稅負條件下，稅制改革的關鍵應當是進一步簡化稅制，特別是對增值稅和個人所得稅進行減稅改革。政府亟須一手進行結構性減稅改革，一手加大對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投入，使納稅人在“一減（減少納稅支出）一增（增加公共福利所得）”之間，分享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利益。稅制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做到從百姓交了多少稅、享受了哪些公共服務與保障、稅負水平和稅負感受如何，到政府征了多少稅、征稅成本是多少、稅收收入都是怎么花的，所有這些都公開透明，不能有半點兒“模糊地帶”。
　　做到了這一步，政府與納稅人之間明確各自的權力（權利）、責任與義務，建立積極、良性的互信互動與合作共生，就具有了更加穩定、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