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金融創新的爭論始終圍繞著一個簡單的問題：金融創新是好還是壞？但量化金融創新的結果幾乎不可能，因為像所有事情一樣，它取決于如何使用，本身并無好壞。當然有些金融工具，如高杠桿類的產品天生就帶有更多危險性。但即便是被認定為“好”的金融產品，也會表現出與備受詬病的產品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比如英國的彼得伯勒的金融嘗試。彼得伯勒是世上第一個運作“社會影響債券”的地方。這一工具不是真正的債券，但運行方式類似證券。2010年社會金融組織從17位投資者處籌集了500萬英鎊，被用來支持一個“防止罪犯再犯”的計劃。名列這一計劃的犯人，其再判率將與國家公布的再判率作對比，如果彼得伯勒的再犯率低于國家水平，投資者將從司法部獲得紅利。在基礎性方面，“社會影響債券”和備受鄙視的其他金融產品并無太大區別。一是因為“社會影響債券”也會創造一系列現金流來迎合資助者、供應者和投資人的需求。二是因為“社會影響債券”建立在風險轉移這一概念上。風險轉移是隱藏在證券化背后的概念之一。三是因為 “社會影響債券”也糾結于標準化建立的分歧。
　　所以，與其問金融創新是否天性邪惡，更有用的問題是追問是什么讓金融創新變壞了。簡單的答案是“人”。當泡沫脹大時，貪婪的人不當地利用了創新，去人為地制造了風險而非轉移風險，去增加了復雜性而非解決問題。然而去苛責由人類性格缺陷造成金融創新的糟糕結果于事無補。我們要認識到金融創新缺乏一個“關閉”按鈕。金融創新不像藥品研制要經過嚴格測試把關才能推向市場，金融業對標準化產品有強烈渴望，這通常加速了某一創新產品的采用率。金融創新獲得越來越多的成功，就變得越來越具系統重要性。但一旦失敗，也必然會帶來廣泛的、難以預測的后果。（賀艷燕 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