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南京雨花區的七彩星城項目，其建設時的土地性質是集體土地，卻于近日“拿到土地證”。
　　以“補辦土地出讓手續”之名，對小產權項目進行違規轉正，南京七彩星城并非個案。只不過，在當下，此種“轉正”沖動更為強烈而已——通過對小產權房的違規轉正，地方政府可以補收土地出讓金，從而相對緩解財政壓力，開發商原有的小產權房項目，可以“野雞變鳳凰”轉身成為商品房項目，從而獲取巨額暴利。
　　任何違規的市場操作，之所以能夠大行其道，與其收益風險比過高密切有關，小產權房違規轉正的興起亦源于此。
　　以處于同一區位的地產項目為例，小產權房項目如果通過所謂“補辦土地出讓手續”，成功轉正為商品房項目，其所付出的地價成本往往不到通過正規“招拍掛”程序地價的三分之一，其整體開發成本往往只有正規商品房項目開發的一半左右，而其凈利潤則往往是正規商品房項目的3-5倍。
　　與能夠成功轉正的高額投資收益相比，其不能成功轉正的風險卻相對過低——如不能轉正，除極少數可能遭遇到拆除的命運外，絕大多數小產權房在“以罰代法”之后，仍然可以通過小產權房的正常出售，獲得相對不菲的利潤。
　　在這種收益過高，而風險相對過低的驅動下，必然會造成小產權違規興建，以及小產權房違規轉正的亂象。當然，這種亂象的形成，與近年來地方政府的土地供應受限、財政收入趨緊，以及正規商品房項目的收益趨窄有關。但是，除此之外，更為結構性的根源，卻是我國對小產權房“事后默認”的治理邏輯。
　　回顧我國長達6年的小產權房治理歷程，對違規小產權房的治理法規不可謂不多，自2007年以來，相關職能部門幾乎每年均反復強調，國務院亦累下禁令；對違規小產權房的治理法規不可謂不嚴，相關治理法規可謂一年比一年嚴。但是，我國近年來的小產權房違規興建，往往呈短期收縮后、再次加速膨脹，或者一線城市相對收斂后、二三線城市卻大舉擴張的趨勢。
　　這種事與愿違的結果，直接與“事后默認”的治理邏輯有關。這種“事后默認”的邏輯，往往基于“既然小產權房已經建成，即使是違規興建，予以拆除不但會造成資源浪費，更會牽扯到大批已購買小產權房業主的補償、安居等諸多矛盾，還不如予以罰款后默認”的思維。在這種“事后默認”邏輯的主導下，頻繁出臺、且日趨嚴厲的治理法規，往往形同虛設，無奈讓位于小產權房建成后的“既成事實”。
　　而開發商和地方政府正是基于對此種治理邏輯的心領神會，在得出收益高、風險少的綜合評估之后，小產權房的違規興建必然會屢禁不止，對小產權房的違規轉正亦必然會大膽沖刺。2010年的數據顯示，我國小產權房的建設面積已高達60多億平方米（其中相當部分屬于違規性質），已售（在建）的小產權房已占到全部住宅市場的20%以上，深圳等部分城市的小產權房占比一度高達5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