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前，時任湖北咸安市咸安區區委書記宋亞平搞的“以錢養事”改革，被稱為“咸安政改”。一時間“咸安政改”轟動全國，好評如潮。
　　所謂“以錢養事”的“咸安政改”，就是把鄉鎮政府服務農業的七站八所的工作人員身份都統統“買斷”，逼他們去職“下海”自謀生路。政府在用有限的財政資金向社會 “采購”農業服務——即財政資金“養事不養人”。
　　隨后，“咸安政改”被全國多省效仿推廣。
　　2012年一號文件一出，“咸安政改”似乎被戲劇化了。
　　2012年的一號文件說：
　　“強化基層公益性農技推廣服務。充分發揮各級農技推廣機構的作用，著力增強基層農技推廣服務能力，推動家庭經營向采用先進科技和生產手段的方向轉變。普遍健全鄉鎮或區域性農業技術推廣、動植物疫病防控、農產品質量監管等公共服務機構，明確公益性定位，根據產業發展實際設立公共服務崗位。全面實行人員聘用制度，嚴格上崗條件，落實崗位責任，推行縣主管部門、鄉鎮政府、農民三方考評辦法。對扎根鄉村、服務農民、艱苦奉獻的農技推廣人員，要切實提高待遇水平，落實工資傾斜和績效工資政策，實現在崗人員工資收入與基層事業單位人員工資收入平均水平相銜接。”
　　我在讀文件中上述這段話的時候，邊讀邊思考著：2012年，咸安會不會“深化改革”、把宋亞平先生改過去的東西再改過來呢？“咸安政改”中被逼辭職“下海”的人會不會都“上岸”來？咸安農業服務體系會不會由現在“以錢養事”的狀態回到從前的“以錢養人、以人做事”的狀態呢？
　　經驗告訴我，可能性極大！因為有錢了。
　　過去宋亞平先生搞“以錢養事”改革，是因為沒錢，被逼的；現在有了2012年一號文件，有錢了，回到“以錢養人、以人做事”似乎順理成章了！
　　一些改革的啟動往往發生在體制的最底層，改革的主導者往往是體制最底層的第一責任人。為什么要改革？不就是第一責任人——“準承包人”巧媳婦難為無米之炊嘛！有些改革實際上是沒辦法的辦法。
　　改革是權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主導改革的力量有多大，反改革的力量其實就有多大。一旦主導改革的人沒有錢的壓力了，改革的動力也就不足了。
　　假如9年前，咸安的財政狀況很好，宋亞平會搞“以錢養事”的改革嗎？肯定是不會的。而今天，中央財政給咸安足夠的財政資源支撐“以錢養人、以人做事”了，就是宋亞平重回咸安，也未必不“改回去”。數年前，筆者就這個問題當面請教過宋亞平先生，宋先生就是這么回答的。筆者擔任過四個鄉鎮的黨委書記，也像宋亞平先生一樣，以改革的名義，逼迫過很多人下崗——沒有辦法的辦法嘛！如果十多年前有類似2012年一號文件這樣的好政策，我就不會搞“逼人下海”的改革了。假如筆者現在還在鄉鎮黨委書記任上，看到2012年的一號文件，第一反應就是把被我逼迫下海的人請回來！
　　如果就事論事，宋亞平“以錢養事”的改革錯了嗎？站在宋亞平先生的當時的角度看，是沒有錯的。現在站在2012年的一號文件的角度看，宋亞平先生當時“咸安政改”未必正確。30多年改革，類似的改革有不少。那么，錯在哪里？說到底，任何改革都必須回到鄧小平的三個“有利于”上來：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筆者在四個鄉鎮的黨委書記任上，改革搞了無數，是不是堅持了鄧小平“三個有利于”標準呢？還真沒有認真思考過！改革是由“一把手”主導的，特別是基層的改革。在分稅制和分灶吃飯的體制下，改革對于基層政府的第一責任人來說，往往就是“甩包袱”，“甩包袱”基本上等于改革；或者“以權創收”就是改革，改革似乎就是“以權創收”。譬如“土地財政”和“經營城市”。其實，這樣的改革未必符合鄧小平“三個有利于”的標準。
　　改革搞了30多年，法制已經比較健全了，改革的法制化應該同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