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中央再三強調樓市調控“不動搖”，但地方政府不斷變著花樣“搖動”：從廣東佛山取消樓市“限購令”到蕪湖市“免契稅、補貼”的樓市新政，花樣不斷更新。
　　為何總有地方政府試圖搖動樓市調控的底線？一個很表面化的原因是，這些試圖搖動調控政策的地方政府官員，都沒有受到懲處，甚至連所謂“新政”的叫停也是由他們自行宣布的。不僅沒有損失，勇闖“雷區”的地方政府還為當地做了一場免費廣告，大大提高了知名度，更像是完成了一種行為藝術。
　　在這種情況下，當然會有地方政府帶著強烈的沖動繼續在下面“搖動”，他們要做的，只是充分發揮自己的智慧，在細節上多點變通而已。比如，廣東中山市宣布將商品房限價從每平方米5800元上調至6590元，放松“限價令”，這種做法屬于間接救市，而且，它并非像蕪湖那樣以紅頭文件形式下發，從頭到尾都非常含蓄和低調。
　　也因此，中山市的做法尚未遭遇叫停。接下來，恐怕還將有地方政府借鑒、模仿這種含蓄的風格繼續做新的嘗試。
　　那么，地方政府為何在嚴格的樓市調控之下搖動不止？實在是現實的困境所致。2010年的全國土地出讓收入約2.7萬億元，相當于同期地方財政收入的66.5%。這一數據在蕪湖更高，其2010年的土地出讓金占財政收入的90%，房價下跌，成交量下降，帶動地價下滑，使得財政收入立即捉襟見肘，它想到救市其實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如果追根溯源，我們就會發現，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相當大的一部分用到了投資方面，而非民生方面。由于投資項目的大小沒有邊界，所需資金也沒有邊界，地方政府就會不斷推升地價以獲取更多資金用于投資。當這種沖動與個人利益密切相連時，就會變得難以遏制。眾所周知，投資伴隨著暗箱操作和利益輸送，很多大的腐敗案幾乎都與工程投資相關。另一方面，投資的擴大有利于推升GDP增速，在現行的干部考核機制之下，GDP增速快的地方官員擁有更多的升遷機會。這兩大推動作用，加劇了地方政府職能的扭曲。
　　顯然，地方政府屢屢搖動房地產調控的根本動力，源于政府職能的扭曲和錯位。政府的職能并非主導經濟，而是提供公共產品、公共服務和公共福利，地方政府的職能倘若回歸到民生方面，他們便再沒有搖動調控的動力。
　　因此，在上不動搖而下搖動不止的背后，一個更當緊的事情是讓地方政府從扭曲、錯誤的定位之下走出來，逐步變成民生政府、小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