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與傳媒的時代讓一些一貫穩重、善良而正直的人們困惑了。有人被莫名其妙地傳播了“謠言”，有人受到“無端的”攻擊，有人被媒體“騷擾”，同時，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卻在“嘩眾取寵”之中一躍而成為名人。
　　面對這種種“亂象”，謹守傳統價值觀的人們看不下去了。于是，著名導演開始破口大罵，著名教授變得歇斯底里，著名作家怒不可遏。更有某國政要，因為媒體說了一些不利于他的話，竟然通知媒體“到我的辦公室來開會”。筆者絲毫沒有反對有關當事人自主維權的意思，只是，我認為在我國這樣一個處于轉型期的社會中，面對信息網絡的開放性，一些人——尤其是某些所謂的“精英人士”——明顯地缺乏對媒體的理解、寬容和耐性，這些人在思想上似乎并未認識到言論公開對于社會健康發展（包括促進他們個人自身利益）的重要意義；從他們對于事關自身名利的事件的反應中，我們看不到他們對于言論自由的認同、尊重、支持或自覺維護。
　　有人說，言論自由應當是指對于真實的、正確的或善意言論的保護；如果一個人的話是錯誤的、虛假的，甚至含有惡意，我們怎么能保護它呢？這種貌似有理的觀點恰恰是不正確的。言論自由系指對于所有言論的保護，無論它是正確的、錯誤的；善意的、惡意的；真實的、虛假的，或者“不錯也不對的”�？傊�，在現代社會中，在原則上，除了少數例外（如支持納粹等錯誤的政治言論，宣揚淫穢、色情、暴力的言論，人身侮辱、誹謗等），任何言論都應予以同等保護；尤其是對負面的和猜測性言論的保護，可以作為檢驗一個社會開放與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
　　名人受了“委屈”，有人對此忿忿不平。可是，許多事例表明，“委屈”往往并不是委屈，正所謂“世上沒有不透風的墻”，“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傳言常常不過是“冰山之一角”。筆者還記得，許多年前，有過這樣一則報道：在中國足協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有記者追問足協官員對于“腐敗與賭球”等傳言的看法，得到的是足協官員的嚴厲質問：“你有什么證據？”該官員似乎忘記了，尋找證據正是官員本人的職責。如今，中國足球協會已經大面積地陷落于司法調查和審判了。
　　名人具有尊重媒體的特殊社會義務。即使依照傳統價值觀來看，這種義務也是存在的。道理很簡單：名人受益于媒體，而且名人常常會大大受益于媒體的“過譽之詞”。名人們需要捫心自問：當媒體稱贊你時，你是否都受之無愧呢？你有沒有對于別人的奉承“忿忿不平”過呢？你可否曾經為此發布過“緊急澄清聲明”呢？你對于贊美的推卻和對于詆毀的反擊是否一樣地高調呢？如果答案是“否”的話，那么，下一次，就請不要再對別人的質疑表現得那么“義憤填膺”、急不可耐、意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了，這種貌似“正直”的姿態其實完全夠不上正直。公眾論壇不會永遠按照你的個人愿望來塑造你自己的形象，記者們不會總是在你需要他們的時候呼之即來，也不一定會在你不需要他們的時候揮之即去。一個社會有其實行正義的特定方式。有些人把公眾輿論謾罵得一文不值，其實是他們自己的心中藏有魔鬼。他們高唱言論自由，而當言論自由來到他們身邊時，他們卻像自稱喜歡龍的葉公那樣被嚇跑了。
　　盡管需要假托民諺或童謠來傳遞民意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言論自由制度卻是一項脆弱的、很容易遭到破壞和很不容易確立的社會規則。言論自由制度的脆弱性，在于它是中國傳統智慧中所缺少的內容，因而一些人從智識上并不真正理解它。一個社會，之所以需要對言論領域予以特殊保護，是因為信息的傳播是不易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而事實和真理往往是不容易發現的；在此情況下，“言論自由”實際上是發展知識的一種社會手段。雖然這種制度存在于世界上已經有數百年時間了，實際上它代表著一種相當“現代”的觀念。人在任何時間和地點的知識都是有限的，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道理，也是思考一切社會問題的一個基本前提。對于某些大權在握、自信滿滿的人士來說，他們可能很難從內心真正接受這個命題。近代以來的主流科學與哲學觀念，實際上也在暗暗地反對這一點。知識界存在著兩股相互沖突的潮流，這導致知識分子與社會大眾要么把“言論自由”作為一種神圣的教條來予以遵從，要么，在世界的某些地方，這種觀念則遭到了拒絕。
　　知識的有限性導致一個社會無法確切地鑒別特定言論的正誤與真偽，這種鑒別既不能通過制訂客觀的標準得以實現，也無法依靠特定的人來完成。利弊權衡之下，言論自由制度得以產生，它主張通過開放式的討論和逐漸的演化來發現真理。這種制度不要求人們只有在證據確鑿和充分確信的情況下才能發表公共言論，它尤其允許人們進行質疑、猜測和試探，它也不追究說話者的動機。它允許在發言中犯錯誤（“正確”與“錯誤”往往只不過是一種事后的評價，當事人事先并不知曉；而且，這種評價也會不時地發生改變）。為了高效率地發展知識，僅僅進行迂腐的按部就班式的推理是不夠的；思維必須具有“跳躍性”；離開了這種“跳躍性”，我們不可能迅速地了解我們周圍的世界，人類也絕不可能取得如今的智力成就。
　　由此看來，如果以某種理想的標準來衡量，關于言論自由的制度遠不是“完美的”，可以說它很粗糙，甚至近于魯莽，可是，比它更好的制度又在哪里呢？以算法式的眼光來看，制度一般都是“粗糙”、“魯莽”和“武斷”的，都包含著“兩害相較取其輕”的意味，在取得某些收效的同時，它必然會付出一定的社會代價。如果不理解這一點，則關于制度的社會科學就還沒有開始。
　　有關王子與公主的美麗童話事實上毒害了青少年的心靈，這是招致他們成年后婚姻不幸的思想根源之一。同理，關于完美社會的承諾也使一些人脫離現實，想入非非，這已經引發了嚴重的社會后果。反之，只有基于一種適當的“有限理性”論，我們才有可能構建一種內在一致的、統一的和有益的社會科學，也才有可能腳踏實地地建設一個真正美好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