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京華時報》報道說，據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2011年底向社會公布的《2011中國慈善捐助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58.3%的捐款都流入以民政部門為代表的政府部門以及有政府背景的各級慈善(總/協)會和紅十字會，其中20.6%的捐款直接進入到各級民政部門，9%進入到除民政之外的其他黨政機關、人民團體，6.7%進入到各級紅十字會，22.0%進入到慈善(總/協)會，只有1.3%進入到了社團、民非和福利院領域里。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是由民政部主管主辦的民辦非企業單位，上述數據的可信度還是較高的。
　　回顧2008年汶川地震后清華大學鄧國勝教授“全國760多億元的抗震救災捐贈款物，極可能有80%左右進入政府財政專戶”的調研結果，可以發現，在公益領域“政府主導”的問題亦不可小覷，在社會管理創新大背景下，雖然出現“壹基金”在深圳注冊成為公募基金會、“瓷娃娃”注冊成為民辦非企業單位，北京、上海等地民政部門試水財政資金購買公益機構專業服務等星星之火，民政部部長李立國近日亦做出“我認為公益慈善組織的本質屬性是民間性，應該由民間機構和社會人士依據法律法規設立和運作”的表態，但公益組織注冊難、難注冊等實質性問題，并沒有得到實質性改善，公益（慈善）被壟斷的現狀并沒有得到實質性改變，星星之火已現，燎原之日還需期待。
　　作為公益事業主管部門，基于傳統思維，更加相信慈善(總/協)會和紅十字會。作為從事人道主義工作的社會救助團體，部分工作人員參照公務員管理，或者領導人和工作人員多來自公益事業主管部門的退休人員，其與公益事業主管部門的關系可見一斑。
　　2011年8月，中華慈善總會在無錫尚德承諾的捐贈物資沒有確實捐贈到位的情況下，就匆匆開具1500萬元的捐款發票（此捐款發票可以抵扣企業所得稅），并收取5萬元管理費，這一“賣發票”的事情被社會各界質疑。
　　聲名顯赫的中華慈善總會何以如此？據中華慈善總會2010年度審計報告顯示，中華慈善總會2010年共接收資金及物資折合人民幣85.5億元，其中行政經費總收入2993.98萬元，而包括會長等會領導在內，中華慈善總會僅有48名工作人員。換句話說，平均每位工作人員募集到了1.8億元，每位工作人員平均有62萬元的行政經費，每位工作人員要“花”出去1.2億元才能滿足有關法律要求。
　　而據我了解，即便是中國扶貧基金會這樣由年富力強的專業人士組成的國內優秀公益組織，平均每位工作人員募集的資金及物資折合人民幣也不會超過600萬元。我們有理由相信，中華慈善總會的公益能力與其接收到的公益信托未必是匹配的。
　　沒有中國公益行業的發展和壯大，就沒有真正的社會管理創新，沒有民間公益組織的發展和壯大，就沒有中國公益行業的發展和壯大。
　　而民間公益組織發展和壯大，首先要打破對公益的壟斷。捐款，特別是來自社會公眾、企業自發、自愿的捐款，在真正、真心、真情從事公益的公益機構的眼中，是托付、是信任、是責任，在一些政府部門和一些公益機構特別是官辦公益機構的眼里，卻可能是權力、政績、油水。對于以民政部門為代表的政府部門以及有政府背景的各級慈善(總/協)會和紅十字會而言，捐款既可以是甘露，又可以是洪水，亦如水可載舟，亦可覆舟。
　　民政部門需放權歸位。作為行業主管部門，如果民政部門有KPI（關鍵績效指標法）的話，也絕不會是“募集”到多少善款，更不會是讓某些官辦公益機構打著自己的旗號去“募集”善款。
　　民政部門的角色，應該是裁判員而不應該是運動員，其核心職責是構建機制、制定規則。民政部門要改變對于民間公益組織不信任或有限信任的傳統思維，將民間公益組織作為合作伙伴，降低民間公益組織注冊門檻，輔導民間公益組織健康發展，監督民間公益組織的運行以獎優罰劣，積極購買民間公益組織的專業服務。
　　官辦公益機構需改革自新。正如李立國部長所言，由于歷史原因，有些公益慈善組織長期承擔相關政府部門委托的工作任務，特別是像紅十字會這樣的組織，承擔了在緊急狀況下運用政府資源和動員社會資源的職能，履行著法定的政府助手的職責，不僅在我國，在國外許多國家中也同樣具有官方背景。
　　官方背景不是罪惡、不是累贅、不是包袱，官辦公益機構需改革自新以贏得未來，事實證明，這是一條可以走通的光明大道：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國紅十字會總會下轄的中國紅十字基金會曾試行公益項目公開招標的做法，拿出數千萬資金，委托中標的民間公益組織去操作實施他們提交的公益項目，資助民間公益組織發展，這種做法，不但受到中國公益行業和社會輿論的普遍贊譽，亦獲得民政部高層肯定，曾讓民間公益組織滿懷期望。
　　重啟2008年的改革創新，在有效履行公益信托的同時，探索“去行政化”之法，才是未來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