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央行新公布的數據，2011年底，中國外儲為3.181萬億美元，季度環比十多年首次下降。近期，外儲縮水、外匯占款連月減少、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增速放緩等一系列信息，均傳遞出跨境資本流出中國的跡象。未來中國貨幣創造的主渠道很可能出現趨勢性改變。
從貨幣創造的途徑來分解，增量人民幣供應主要由三部分構成，分別是信貸創造的存款、銀行購買債券或其他資產創造的存款以及外匯占款。近些年來，隨著外匯儲備的持續增長以及央行實施的“沖銷干預”政策，使得我國外匯占款大幅飆升，外匯占款增量占中央銀行基礎貨幣的增量比例也越來越高。2005年突破100%，達到110%。隨后幾年持續上升，2009年達到134%，成了貨幣創造的主渠道。
根據央行資產負債表，去年四季度末，中國外匯占款余額為253587.01億元，較三季度末的255118.23億元下降1531.22億元，其中12月末外匯占款較11月末減少1003億元，這是我國在去年10月和11月外匯占款分別減少了249億元和279億元之后，外匯占款連續第三個月負增長。
種種跡象表明，國際跨境資本流呈現加速之勢。數據顯示，自去年7月以來，原本從境外流進的資金和國內各種性質不明的資金在加速流出，尤其是去年9月底后，流動速度和總量都明顯加大。數據顯示，去年第三季度FDI資金流入591億美元，較第二季度FDI資金流入額667億美元減少近11.4%。這種趨勢延續到了四季度，11月FDI同比下降9.76%，其中美國對華投資降幅明顯。
此外，去年三季度以來人民幣跨境結算數額的大幅上升，查央行統計數據，截至2011年末，銀行累計辦理經常項目下人民幣業務結算金額2.58萬億元，呈逐級上升趨勢，這意味著大量出口所得的外匯也許并未實際進入國內，同時也有大量以人民幣結算的進口貿易導致了國內資金的外流。
中國的情況在新興經濟體中并非特例，
一向是資本流入洼地的新興市場正在遭遇資本流出。多年來，全球貿易分工、金融全球化以及新興經濟體的高增長，推動了國際資本大規模流向新興經濟體。從歷史數據看，過去20年內新興市場國家經歷了兩次大規模資本流入。一次是上世紀90年代初，另一次是本世紀初直到金融危機爆發終止。而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隨著全球超低利率以及發達國家量化寬松政策釋放的流動性，追逐經濟增長與高額回報的全球資本再次流向新興經濟體，新興經濟體又迎來了第三輪資本的大規模流入。根據國際金融協會（IIF）的估計，從金融危機暴發到目前，跨境資本向新興市場國家的流入已積累了巨大規模。
然而，2011年下半年開始，這種趨勢正在發生變化。歐債危機以及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結構性調整讓國際資本從新興經濟體開始回流發達國家。去年7月以來，印度、巴西、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貨幣一改以往持續升值的態勢而調頭大幅貶值，同時伴隨著罕見的資本大規模凈流出。僅9月各主要新興經濟體外匯儲備就合計流出了804億美元，這是僅次于2008年同期的記錄。由于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利差的縮小、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升值預期被削弱甚至逆轉、資產價格溢價預期的下降，正在不斷加劇短期國際資本流出新興市場國家。
從短期波動看，過去幾個月的資金流出和全球避險情緒上升、新興市場貨幣普遍貶值等動向是一致的。同時，人民幣貶值壓力也反映了對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擔憂。當然，這種回流短期內可能反映的是國際資本的避險偏好，而且一旦歐債危機有所緩和以及人民幣重啟升值通道，短期的跨境資本勢必還會“再回來”，
現在需要格外關注的是影響國際資本流動的中長期因素的改變。外匯占款的變動，可能是中國長期經濟結構變動的綜合反映。過去十年，由于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和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儲蓄率不斷上升，反映在國際收支上，表現為貿易順差不斷擴大；反映在貨幣環境上，便是外匯占款快速增長，遂使我國貨幣擴張壓力很大，但看起來這種格局很可能將發生改變。
依據之一，發達國家主權債務危機正在開啟一場曠日持久的“去杠桿化”進程，這會導致海外資本的持續回流；
依據之二，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總需求在不斷萎縮，中國出口部門超高速增長的黃金窗口已經消失，將大量勞動力等資源配置于勞動密集型出口部門的效率正在下降；
依據之三，原來沉淀于房地產市場的熱錢，在中國政府堅定不移的房地產調控政策下開始退潮。從長期來看，投資需求等非基本住房需求必定受到限制，中國政府鞏固調控成果的堅定政策立場，意味著抑制房地產市場非理性上漲的決心不動搖，這將大大壓縮跨境資本在中國房地產市場逐利的空間；
依據之四，多年來以低價格補貼全球化紅利的中國正在走上一條要素價值重估的調整之路。目前，中國的儲蓄年齡人口與純消費年齡人口的比例已接近拐點，2005年以后，尤其是近幾年，農村富余勞動力大幅減少的趨勢越來越突出，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潛在增長率下降。未來隨著推進工資收入分配、資源價格等一系列制度性的改革，都昭示著中國正開始重估生產要素價格，這必然壓縮FDI的利潤空間；
依據之五，國際金融危機后，華盛頓發現，只有通過新能源、新材料、新技術帶動新一輪產業繁榮周期，吸引全球資本回流美國，才有可能使美國成功回到“再工業化”正途，于是近期在“投資美國”的旗號下，美國正在通過一系列優惠政策努力促進資本回流。
以上這五個因素的改變，都會導致外儲增長出現階段性拐點。因此，未來外匯占款增量很可能呈現趨勢性下降，估計央行需要靠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來提升貨幣乘數，這也意味著貨幣創造將更多依賴于國內信貸的增長。這個轉變，當然有利于提升我國貨幣政策的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