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管制等“金融行政壟斷”，使得我國銀行業可以借助存貸差收入及擴張信貸規模實現盈利高增長。要消除當前銀行業暴利，關鍵要推進其利率市場化等方面的金融改革。
　　眼下，又到了上市公司發布2011年年報的高峰期，此前浦發銀行、民生銀行、華夏銀行及光大銀行等相繼公布了業績快報，凈利潤同比增長在40%至50%之間不等。銀行業上市公司的盈利高增長，也引發了市場的高度關注。在我國銀行業當前實現盈利高增長主要依賴“存貸差”模式的情況下，推動我國銀行業的利率市場化等方面的改革至關重要，因為這是涉及銀行業能否實現為實體經濟服務轉型的關鍵所在。
　　從目前來看，我國銀行業的盈利高增長主要是通過信貸規模擴張和獲取存貸差收入實現的。之所以這么講，是因為目前我國的存款利率和貸款基準利率都是由央行決定的。特別是由于存款利率是固定的，不存在浮動區間，結果是人為壓低了存款利率。相比之下，貸款利率是可以浮動的，在央行限制了貸款利率下限的基礎上，根據《中國人民銀行關于擴大金融機構貸款利率浮動區間有關問題的通知》規定，從2004年1月1日起擴大金融機構貸款利率浮動區間，貸款利率浮動區間上下限擴大至0.9至1.7的范圍，即商業銀行可用基準利率乘以0.9至1.7之內的系數來確定貸款利率。由此，央行通過控制存款利率的上限與貸款利率的下限，自然就形成了被調控的存貸利差。
　　正是由于目前存在著較大的存貸利差，商業銀行只需不斷擴張其信貸規模，就可以輕松獲得盈利的高增長。這也是我國銀行業為何偏好信貸資產規模擴張為主導的外延粗放型經營方式的根本原因之一。例如，2011年三季度單季上市銀行（不含重慶農商行）凈息差的算術平均為2.64%，環比繼續上升5個基點，表明當前我國銀行業的主要盈利來源依然是存貸利差收入。
　　如前所述，由于這一存貸利差主要是由央行確定的，表明利率管制等“金融行政壟斷”是導致當前存貸利差產生的制度性原因之一，也直接幫助我國銀行業可借此獲得盈利的高增長。
　　不過，我們仍應看到，當前我國銀行業持續實現盈利的高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在某種程度上講是以犧牲我國社會經濟中其他群體或其他行業利益為代價的。這種不公平市場競爭的負面影響正在逐步體現，也倒逼我國銀行業當前必須推動包括利率市場化在內的市場化改革。
　　這是因為存款利率的管制導致我國存款利率被人為壓低了，存款利率被壓得越低，我國住戶的儲蓄存款被縮水的幅度就會越大。從目前來看，一年期存款利率為3.5%，2011年全年我國的CPI同比增長5.4%，表明當前我國的實際存款利率已達到-1.90%水平。如果再以去年12月我國住戶的人民幣存款余額35.20萬億元測算，他們的利息損失是相當大的。事實上，這部分巨額的利息損失，在某種程度上又轉換成了當前我國銀行業的較高利潤增長。
　　還有，“金融行政壟斷”還賦予了我國銀行業對其他行業的貸款利率的定價權，被調控的“存貸利差”特別是貸款利率的向上浮動，也損害了其他行業的盈利增長水平。例如，2011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比上年增長25.4%，但去年銀行業的盈利增長水平預計可與被稱之為暴利行業的石油行業盈利水平（比上年增長44.8%）相媲美，足見“金融行政壟斷”對保證我國銀行業輕松獲得盈利高增長是影響深遠的。
　　基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不能長期容忍我國銀行業因“金融行政壟斷”的制度性因素而輕松獲得盈利的高增長，這種“逆向的激勵”將不斷擴大市場的不公平競爭，也不利于我國未來深化經濟改革。相反，應當推動我國銀行業的下一步市場化改革，特別是通過推動利率市場化改革——既要逐步擴大存款利率的上浮幅度，又要加大貸款利率的下浮幅度，逐步讓存貸款利率完全由市場來決定。這樣，才能發揮金融促進“民生改善”及其服務于實體經濟的積極作用與影響。
　　確實，目前已到了全力推進我國銀行業深化改革的時間窗口，盡管這一重大金融改革的難度很大，但卻是事關下一步中國經濟改革能否成功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