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經濟是金融經濟，但這并不意味著經濟與金融的關系已倒轉，金融可以決定經濟。本輪全球金融危機，很大程度上就與這種關系的倒轉有著密切關系。
現在的問題是，國際金融危機似乎并沒能促使我們保持足夠的警惕，經濟與金融關系倒轉的問題，正在我國顯現。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秘書長陳永杰近日公開表示，“銀行和實體經濟一個利厚一個利薄的問題，已經到了非常嚴峻的程度。我算了一下，銀行的資本利潤率已經不僅大幅高于工業，而且高于石油和煙草，我們都說煙草是最暴利的，石油勘探開采也很暴利，而現在銀行業比這兩個行業利潤還要高。”不僅如此，他還列舉了一組數據進一步驗證。今年銀行實現利潤預計突破1萬億，人均利潤將突破50萬元。而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人均利潤不到4萬元。除去個人所得稅，人均凈利潤不超過3萬元。如果將眾多中小實體企業算進去，那就更是無法相比了。
按理，銀行利潤應建立在實體經濟運行狀況的改善和提高上。如果實體經濟發展不順，銀行利潤就會下降。可眼下在實體經濟普遍困難，特別是中小企業基本都處于微利或虧損狀態下，銀行利潤卻屢創新高，這不能不引發深思。
據媒體調查和專家分析，銀行巨額利潤主要來自利差和名目繁多的手續費兩個方面。利差主要來源于不合理的存、貸利率，即存款“負收益”，貸款“高收益”，存款戶和貸款戶利益都被銀行盤剝或向銀行轉嫁，且都是在“合法”的外衣下。據悉，僅去年前三季度，16家上市銀行的凈利差收入就超過1.2萬億，占營業總收入的80%。在此基礎上，各種手續費也與利差收入遙相呼應，
去年8月，12家上市銀行公布了2011年上半年業績，共實現凈利潤4244.47億元，其中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就有2057.43億元，接近凈利潤的半數。在短短的7年內，銀行收費項目增加了10倍，達到3000多種。如再加強迫企業使用匯票、強迫企業貼現等經營過程中的各種不規范行為，那銀行的“無本之利”更多。
銀行這種完全脫離經濟發展規律、脫離中國經濟發展實際、脫離社會心理承受能力、脫離金融業發展根本目標的暴利，主要源于壟斷。看銀行暴利的基本構成，幾乎不見技術含量，不見有精細化管理和良好服務的成分。相反，在銀行的暴利下，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資金困難的矛盾更加突出。以至于多數中小企業不得不從“地下金融”找“錢路”。把這種現象稱之為惡性循環，一點也不為過。而解決這個大難題的唯一出路，就是加大金融改革力度，從體制和機制上打破金融的壟斷地位，理順被嚴重扭曲的經濟金融關系，不讓金融業與民爭利。
這首先要求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步伐。現在的利率，是存款利率基準化、貸款利率市場化。除對信用社貸款利率有2.3倍的控制外，其他金融機構的貸款利率上限已完全放開了。這也意味著，無論是存款還是貸款，政策都是向銀行“一邊倒”。這樣的格局，必須打破。非得加快利率市場化步伐改革不可，將貸款、存款利率都放開。在銀根放松、貸款利率下浮時，存款利率也可以下行；在銀根緊縮，貸款利率上浮時，存款利率也要上浮。
其二，放寬金融業準入門檻。讓更多的社會資本進入金融業，從事金融服務。眼下，中國的民間金融相當活躍，而民間金融的不規范行為也十分嚴重。怎么辦？讓這些不規范的地下金融組織，變成名正言順的金融服務機構。當然，有一點必須注意，不是收編，而是準入，即放寬諸如村鎮銀行、創業銀行、科技銀行、小企業銀行等的發起人和大股東資格限制。由此催生大批中小銀行，并形成對企業和居民服務的良性競爭機制。
其三，金融機構敢于置儲戶的利益于不顧，敢于不斷地增加收費項目，與投資產品太少有關。所以，開發新的投資產品和投資領域，也是解決銀行暴利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如一些公共領域、重點基礎設施項目等，能否也對公眾和民間資本投資開放，值得好好研究。
其四，目前的金融監管體制更多側重于監管金融業本身，對企業和公眾沒有產生多少實質性的作用與效果。特別在銀行與民爭利方面，如收費，監管部門不僅提供平臺，而且幫著銀行開脫，這顯然失去了金融監管的意義。所以，如何加大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力度，建立內部監督和外部監督相結合的監管體系，是需要認真研究的大問題。譬如收費，就當跳出金融監管范疇，納入市場化統一監管，價格管理部門也有權干預，社會輿論、公眾、媒體等也可以監督。一旦收費脫離了社會可承受的范圍，相關職能部門就應干預和處理，而不是拿出金融監管部門的文件作“擋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