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銀行業一方面存在服務收費、理財產品發展不規范和利潤增長過快問題；另一方面又存在為小微企業和“三農”服務不充分問題。因此，有理由相信，銀行業如何強化為實體經濟服務將會成為今年“兩會”討論的熱點。銀行業必須以時不我待的態度妥善解決自身發展與服務實體經濟的矛盾。
　　首先，要加快利率市場化及配套改革。
　　當前，我國共有法人銀行業金融機構3769家。因此，即便工、農、中、建四家銀行占據較大市場份額，銀行業也難稱為壟斷性行業。不過，由于資金的價格——利率并未完全市場化，只要存貸款利差偏大，就有可能將更多優惠讓渡給銀行，甚至使其他企業受損。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銀行業并非完全競爭行業，必須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
　　一方面，宜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逐步放大存款利率上浮區間和貸款利率下浮區間，直至全部放開。另一方面，宜加快存款保險機制和金融破產條例的出臺。目前我國相關機制并不健全，還無法按照“誰投資、誰受益、誰承擔風險”的市場原則，由投資者自己承擔經營失敗的損失。為了解決這個弊端，需要建立市場退出機制，減少破產金融機構對他人和社會利益的損害。
　　其次，要引導金融創新服務實體經濟。
　　從各種金融產品的誕生與發展歷程看，無一不是應實體經濟發展之“運”而生的。因此，金融產品創新必須經得起歷史考驗。從這個角度看，監管部門僅僅要求銀行創新遵循“風險可控、成本可算、信息充分披露”是不夠的，必須加上“服務實體經濟”和“落實宏觀政策”這兩句。
　　一方面，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的教訓恰恰就是脫離實體經濟的金融創新過度。
　　比如，第一步，金融機構將住房貸款提供給買房人，這本身是符合實體經濟內在發展需求的，而且如果這些貸款沒有證券化，就算全部變為壞賬，對美國這樣一個龐大的金融體系來說，應該也不算什么大問題。
　　第二步，金融機構將貸款打包成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出售給投資銀行，金融創新開始與實體經濟漸行漸遠。
　　第三步，投資銀行又將MBS再次打包成擔保債務憑證（CDO）等結構性產品繼續出售，而保險機構則通過信用違約掉期（CDS）為此類證券提供保險，此時金融創新已嚴重脫離實體經濟。
　　當形勢發生逆轉、借款人出現違約而無法償還本息時，損失就沿著次貸鏈條波及每一個投資者，成為至今尚未見底的國際金融危機。
　　另一方面，即使創新活動沒有脫離實體經濟發展，如果與宏觀、產業政策相背，也不能稱為合格的創新。最近幾年，我國銀信理財業務高速發展，其中很大一塊是在為高速成長的房地產開發融資。
　　截至2011年10月末，房地產信托余額約為7000億元，它們在開發商難于從銀行獲取貸款之后，變相起到幫助拿貸款、繞規模的作用，以致監管部門最后不得不要求，“融資類業務余額占銀信理財合作業務余額的比例不得高于30%”。
　　其三，加大財稅政策對薄弱金融領域的支持力度。
　　最近幾年，監管部門在引領銀行業支持小微企業和“三農”發展方面進行了大量探索，做了不少有益工作。如今，越來越多的銀行業金融機構已經將小微企業貸款經營作為一種自覺自愿的行動。
　　同時，盡管監管部門實施區別性監管政策，銀行業金融機構進行了很多創新，由于小微企業體制機制不健全、平均存活期短，銀行貸款風險仍然較高。如果風險長期難以抵補，銀行貸款就很難商業可持續。
　　但是，支持小微企業和“三農”發展是我國重要的政治考量，必須全面加大財稅投入，進一步撬動商業性的銀行資金，從而推動國民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去年12月25日，全國財政工作會議提出，“要大力支持中小企業發展，依法設立國家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實施小微企業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政策，支持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建設”。
　　這些都是“好”的開端，卻不應成為“好”的結束，特別是還應按照一定比例對小微企業不良貸款給予補貼。通過制定億元小微企業不良貸款比率標準（如600萬元不良貸款/億元貸款）和基準財政補貼率（如40%），對高于這一技術標準的貸款實施高補貼率（如80%），甚至是100%彌補貸款損失。
　　對低于這一技術標準的實施低補貼率（如20%），甚至完全不補貼，獎優罰劣，既充分調動銀行開展小微企業貸款的積極性，又盡量將不良率控制到最低，避免銀行和小微企業道德風險，挫傷財政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