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標準普爾突然下調了歐元區九國的主權信用評級后，日本首相野田佳彥旋即表示，日本應對此有所警惕，避免成為下一個被降級的目標。野田的自警并非危言聳聽。日本國債可能成為一顆非常危險、破壞力巨大的定時炸彈。
　　日本長期奉行“以新債補舊債”的融資模式。過去20多年里，國債平均每年以40萬億日元的速度增長。據日本財務省公布的最新數據，至2012年末，日本長期債務余額將達937萬億日元，再創紀錄，而債務與GDP之比將達195%，遠超意大利的128%、美國的103.6%，在發達國家中居首位。按日本現有人口總數計，人均負債約達732.5萬日元，人均債務占比在發達國家中也居首。若加上地方政府債務，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2011財年日本國家負債總額將達到997萬億日元，債務總水平會達當年GDP的227.5%。到2016年，日本公共債務將達GDP的277%。
　　觀察發現，日本10年期國債收益率一直保持在1.3%左右，20年期和30年期國債收益率分別徘徊在1.79%和1.96%左右，均處于歷史的底部。照國際經驗，只有當10年期國債收益率超過6%時才會出現系統性風險；不僅如此，日本國債的市場銷路一直很暢通。前不久標售的一期10年期的國債，海外投資者連續五周共計凈買入4.696萬億日元，刷新2005年以此種形式編制數據以來的歷史紀錄。這種市場狀況又說明，盡管日本國債規模一再刷新歷史紀錄，但因為日本債券有著穩定的市場結構，長期的低利率和高儲蓄為國債創造了龐大的需求力量，并且擁有龐大的海外資產，短期不會發生歐洲那樣的債務危機。
　　不同于歐美，日本95%的國債由國內金融機構和個人投資者持有，外國人（主要是機構）持有日本國債的比例僅5.2%。在發達國家中最低。這就意味著，即便日本債臺高筑、國際金融市場環境動蕩，日本債券市場仍可維持較為穩定的狀態；而無論日本政府能否如期償還債務，都不會直接影響國際金融機構的信用和運營，也不會引發地區性或國際金融體系的連鎖反應。
　　在長期的低利率杠桿因素的作用下，日本的國內居民儲蓄率一直維持在30%以上，與此相對應，日本擁有近12萬億美元的國民儲蓄和1400多萬億日元的個人金融資產，從而支持了政府的融資能力。另一方面，與基準利率對應的不到1.4%的國債利率使得政府即便擴大國債發行規模，但實際支付的利息卻沒有顯著變化，基本消除了政府的融資成本風險。
　　截至2011年底，日本外匯儲備余額達1.29萬億美元；此外，截至2011年底，包括商品和服務貿易、所得收支等在內的日本經常項目收支順差達17萬億日元。這也意味著，即便日本債市陷入危機，拋售海外資產也可作為應急之策。
　　過去一年，評級機構下調日本主權信用級別的聲音連綿不斷，其中標準普爾九年來首次將日本長期主權信用評級從“AA”級下調至“AA-”級，穆迪和惠譽則分別將日本信用評級展望調低為“負面”。日本國內評級機構評級投資信息中心也將日債評級從A3下調至“AA+”。的確，從長遠來看，由于日元持續升值和政治體制掣肘經濟增長，財政支出壓力巨大，政府赤字與日俱增，政府面臨著越來越大的還本付息壓力，國債的需求市場存在非常大的不確定性，日本國債的確面臨著許多重大風險。
　　自2008年以來，日元已連續4年走強，其中2011年日元兌美元多次打破“二戰”后的歷史最高紀錄。日元升值嚴重打擊了日企出口，同時加速企業海外轉移勢頭，加劇國內產業空洞化。據國際協力銀行調查，日本的國內制造業，今后三年將強化、擴大海外業務的企業占87.2%之強。除了面臨著日元升值的巨大壓力之外，日本國內政治體制導致政府首腦更迭頻繁，難以形成領導國家的核心力量，這已對日本經濟發展形成了長期的負面效應。
　　去年的大地震與海嘯導致日本的財政支出總額為了災區重建將有爆炸性增長，總共需要投入23萬億日元。另一方面，日本社會老齡化的加劇又使養老金和醫療保障支出將出現趨勢性增長。目前，日本醫療保障支出與GDP之比已提高了5個百分點。在不可逆轉的老齡化趨勢下，社會保障對財政支出的需求將越來越大，結構性財政赤字將更趨惡化。日本內閣府發表的《中長期經濟財政測算報告》顯示，到2020財年，日本基礎財政收支將出現23.2萬億日元赤字。
　　2011財年，日本國債還本付息支出達到21.5萬億日元，未來如果東京面臨不足以支付其國債利息并為新債發行融資的困境，國債收益率將大幅上揚，融資成本將會加大，不排除日本評級被降至垃圾級別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