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關于市場經濟的社會效果，流行著諸多謬見，其中尤為甚者，是說市場會造成貧富分化，因而，為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我們必須限制市場的力量，加強政府的管制。這種觀念不僅在社會上廣泛流行，而且也埋藏在某些經濟學家的心中。這些經濟學家尤其喜歡在富人聚集的地方宣講市場經濟，并且愿意“勇敢地”替富人講話。與一般民眾不同的是，這些經濟學家一般反對政府干預。他們呼吁民眾要對貧富分化現象予以忍耐，他們說，這是市場經濟中必然會出現的現象；如果我們不要計劃經濟的大鍋飯，那么我們就只能接受這樣的結果。在他們看來，這就是理解市場經濟的正確方式。不夸張地說，這種論調可真有一些宿命論的味道。
　　市場經濟是一種兼顧平等與效率的制度安排，并且，相對于其他制度安排，在大部分情況下，它都是促進社會平等的有力工具。對于這一點，一些人的認識相當薄弱。“公平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精神和原則。任何人，不問他是誰，都可以平等參與商業活動，來去自由，不受限制。這種開放式的、時時處處都在無休止地發揮作用的競爭活動，既會在盛行平均主義的地方制造差異，也會在差異林立的社會中抹平差異、摧毀特權。市場力量就像無形的水，它不停地從高處向低處流淌，試圖把一切存在物推向同一個水平面（市場消除人際差距的力量有時是那樣強大，以致一些現代思想家憂心它所造成的均一和單調）。正因為這個原因，在歷史上，市場經濟曾經是摧毀專制特權的主要力量，而幾乎所有的古典經濟學家，都是把市場經濟制度作為捍衛人民大眾利益的手段來予以推崇的。市場是人民（當然也包括富人）的，是群眾的，是勞苦大眾的希望所在。維護世界范圍內的市場經濟體制，則是一切發展中國家或欠發達地區人民的福祉之所系。在我國改革與經濟發展的當前階段，以及處于全球化進程關鍵時期的當下，認識到這一點至關重要。
　　以“為富人說話”的方式來“捍衛”市場經濟，實際上是在給市場經濟抹黑，客觀上也在阻礙市場觀念的傳播。這里的智識淺薄與邏輯混亂無論如何批駁都不過分。既然這些經濟學家也宣稱市場是有利于全體人民的，可他們為什么只選擇在富人聚會的時候才講這些話呢？他們為什么不到普通群眾中間來表明他們的觀點呢？
　　顯然，他們私下里肯定認為，市場在惠及全民的同時，實際上更加偏向于使富人獲益；至于普通大眾獲得的利益，即使存在，也要少一些。換句話說，他們其實在默認，市場交易中存在著剝削——而這是與他們奉行的“主流經濟學觀點”相矛盾的。其次，這些經濟學家一般持有這樣的一種“后現代觀點”，即鑒于富人在人數上處于劣勢，在他們致富之后，就需要予以特別的保護，以免于“多數人的暴政”。固然，在一個不尊重產權的體制下，富人難免會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然而，我們需要注意到，在私人產權受到法律保護的社會中，也即在古往今來的大部分社會形態中，富人都處于明顯的優勢，并受到優待。財富精英往往與政治精英和其他社會上層力量相勾結，以便魚肉人民，使其優勢地位得以永久化。并且，恰恰由于精英階層在人數上較少，所以他們更加容易聯合起來。反之，因為普通大眾人數龐大，也就陷入了“囚徒困境”，往往會被“各個擊破”。這才是一個社會面臨的主要危險，這一點被這些天真的學者們忽視了，他們沒有意識到利益集團的勢力目前正在我國社會中日益上升。
　　一個人發家致富之后，可以從事任何事業，不一定樂于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即使他的財富來自于公平競爭，他也可能設法免于再次承受競爭的壓力；即使他擁護競爭，也未必愿意繼續擁護“公平”二字。應當說，沒有人比普通大眾更應當熱愛公平競爭了。至少，沒有理由認為，富人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的意圖，會比窮人更強烈。這一點，“房奴”和股民應當有最為深切的體會。目前，一切“識得人間煙火”的人士都應當認識到，在我國社會中存在著廣泛而巨大的貧富差距，這些差距遍及不同階層、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群體甚至不同單位之間。我國收入分配格局不平衡的性質、類型與程度，都具有不同于其他國家的特點。處于優先地位的應當是，通過“開閘放水”也即全面徹底地引入“自由競爭”這股活水來對之予以根本性的治理。然而，現實情況是，各類利益集團借口“市場失靈”向政府提出各種各樣的管制要求。在一些人看來，既然西方經濟體中存在著很多政府管制條例，那么，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國“當然”就應當實行更多的管制。在市場化程度相當低下的條件下，對過度管制所造成的不均衡，又通過更進一步的政府管制來予以調節，這只不過是一種“錯上加錯”。
　　以宿命論的語調來闡釋貧富差距的做法，還忽視了市場經濟體制所具有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能力。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市場經濟體制，而市場經濟體制本身也處在不斷的變動和發展之中。我們可以發現，當今的市場經濟已經顯著區別于古典時代，而變得日益人性化和理性化。以辯護性的口吻來論述收入分配問題，實際上是在潛在地認定貧富分化現象是市場經濟所固有的、普遍的和無法改變的特征。換個說法，假如有人認為某些財富的獲得是不公平的，也即該人指控市場經濟產生了一種類似于環境污染的“負的外部性”，那么，這些經濟學家其實是在告訴他，搞工業就會產生污染，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持有這種見解的人是不會致力于開發綠色適用技術的，也不會致力于制度創新。
　　這不符合世界歷史發展的經驗。人類發展的歷史，實際上可以視作不斷地把平等與效率相協調的歷史。這方面的制度創新不勝枚舉。例如，禁止以建立人身依附關系為途徑來了結債務的法律，難道不是同時增進了平等和效率嗎？——否則，也許我們現在仍然處于奴隸社會之中。古代的科舉制和當今的義務教育制度使得無數出身貧寒的子弟成長為社會的棟梁之材，誰能否定這些制度的偉大意義呢？我們通常總是在反對或贊同美國式自由民主這個議題上爭來爭去，可是，我們所忽視的“美國精神”的另一面是，美國人民總是敢于審視、懷疑、打破、構思、創造和嘗試各種各樣的具體制度，正是這種不間斷的創造活動賦予美國社會以巨大的活力。一些研究倫理道德問題的現代學者們，早在許多年前就得出了這樣的認識，即“正義”這個詞語其實基本上可以作為“效率”的代名詞。
　　把平等與效率對立起來，猶如研究不同商品之間的“相互替代性”，不過是所謂“主流經濟學”的機械論與決定論的又一種表現。其實，西方主流經濟學并不具備分析這個問題的能力。這是很容易理解的。這種蹩腳的經濟學既不知道“制度”是什么，也不知道“創新”是什么，又怎么會考慮“制度創新”的可能性呢？
　　為了對這些重大問題作出重新認識，我們需要對經濟學進行“推倒重來”。所幸的是，關于這一點，目前已經取得了一個令人滿意的開端（參閱“算法經濟學—統一社會科學”博客：http://blog.sina.com.cn/libinw）。現在，在這個統一的“算法框架”之下，我們可以著手嘗試對以上所涉及的所有議題來展開綜合的、科學的分析與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