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京報》1月9日報道，晉商丁書苗自從認識劉志軍后，其資產從2008年初的4億元，飛升至2010年9月的45億元，兩年時間翻了10倍。
　　追蹤丁書苗的從商之路，可以發現，其在上世紀90年代之前主要依賴勤奮、精明做點小生意，丁書苗在生意場上真正成形做大，始于上世紀90年代之后。在此后的20年間，丁書苗先是投資運煤、販賣車皮，爾后更是轉戰北京、參與鐵路生意。此間，雖然丁書苗的生意愈發做大、投資領域逐漸拓寬，但其從商之道卻主要圍繞“尋租”二字。
　　丁書苗雖已鋃鐺入獄，其背后靠山亦早已落馬受審，但是，之于當下民企而言，“丁書苗尋租”現象并未絕跡，而其背后的制度之缺和民企的難言之隱顯然更值得我們深思。
　　這種制度之缺，既來自于對政府干預微觀經濟有效監管的缺失，更來自于相關行業的過于壟斷。而這種制度之缺，直接造成了當下民企相對尷尬的地位。
　　對于歷史僅30多年的民企而言，其最好的成長環境，顯然是改革開放至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存量改革為主的時期，在這一期間，無數不名之輩登上了創業舞臺，并迅速積累財富和自信。而當改革車輪駛至2000年后，這一階段是以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并行的時期，民企的成長環境雖不如上一時期，但空間依然較大、仍可緩慢前行。可是，當經濟改革進入已無存量可改、且增量改革步履維艱的近10年，在成本持續增加、外需陸續減少、且資源配置過于失衡之際，民企不得不無奈地進入艱難維生之路。
　　當然，這種艱難并非針對所有民企。對于已經通過國企改制、轉型房地產等階段性暴利行業的民企來說，這反而是一個快速膨脹的好時期。除此之外，亦不排除極少數技術創新、管理創新能力過強的民企，仍然可以保持相對速度的成長。
　　但是，之于絕大多數民企而言，此一階段的成長環境顯然已大不如前。一方面，近10年來，我國要素資源的成本日益提高，無論是原材料、人工，還是水費、電費等，均在高速攀升。另一方面，此一階段資源配置的壟斷性明顯增強，無論是信貸、土地、產業，還是補貼、定價等。
　　如果說，在2008年之前，民企要素資源成本的大幅提高，尚可以通過中國加入WTO后所帶來的“全球化紅利”予以對沖。可是，當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全面爆發后，隨著發達經濟體消費需求的大幅減少，中國民企發展的狀況亦已一日不如一日。
　　在成本持續增加、外需陸續減少之窘境下，再遭遇資源配置的嚴重不均衡，顯然會令民企難以承受，這亦是2011年以來長三角、珠三角等發達地區“民企倒閉潮”頻繁出現的根源。雖然，中國于2005年和2010年分別頒布了“非公經濟36條”和“新非公經濟36”，但是，之于民企的實踐層面而言，新舊非公經濟36條僅是一道漂亮的玻璃門，民企“看得見，卻進不去”。更為嚴重的是，在本輪資源配置過于向央企（國企）傾斜之下，民企不僅陸續退出了煤炭、石油等資源性行業，而且在利率持續壟斷之下、在信貸資源配置過于失衡之下，大批民企最終不得不依賴高額的融資成本維持生存。
　　以此而論，丁書苗的尋租，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國民企的尋利之難。在民企成長空間日趨收縮、而政府對微觀經濟干預的權力相對失控、以及央企（國企）對資源的壟斷能力過強時，大批民企屈服于權力、淪為央企（國企）附庸，并轉而利用權力尋租、分食央企（國企）的壟斷利益，本就是順理成章之事。而這其中，膽大如丁書苗、李薇、張榮坤者，必然會以身試法，企圖將尋租作為企業快速膨脹的捷徑。
　　對于“違法尋租”的民營企業家，必須繩之以法。但是，與之相比，我們更應堵住尋租之門，亦即是說，必須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的干預，并徹底扭轉資源配置過于向央企（國企）傾斜的趨勢，從而給予民企相對公平的成長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