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社1月2日報道，隨著全國糧食的“八連豐”，知名的黑龍江省五常大米也迎來好光景，大米不僅質量好，價格也是節節攀升，最貴的一斤甚至賣到了199元。但五常市的許多稻農卻感受不到喜悅，因為他們辛辛苦苦種出的水稻，賣給當地的加工企業每斤不到2元。生產、流通與銷售環節的冷熱不均，引發人們的熱議。這其實是農業產業化過程中，業已發生的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它可以轉變為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公司不能帶動農戶？農民怎樣才能實現共富？
　　自1998年以來，我國農業發展的目標，就開始由傳統的發展生產、保障供應，特別是糧食供應，轉向改善農民生活與提升營養品質。簡言之，從農業增產、糧價穩定，轉向農業增產與農民增收并重。2010年的十七屆五中全會上，又提出了鼓勵工業化、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三化同步”的新表述。目前看來，各地區實現上述目標的主要政策抓手，是農業產業化。
　　所謂農業產業化，其本質就是生產經營一體化，關鍵是龍頭企業帶動，基礎是廣大農戶參與，核心是形成風險共擔、利益均沾的利益分配調節機制。這就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公司+農戶”模式。從歷史上看，晚清的紅頂商人胡雪巖、清末的實業家張謇，都進行過類似嘗試，且較之今日，更具有濃厚的道義經濟色彩。改革開放之后的“公司+農戶”模式，興起于上世紀90年代初，并在近年來更為普遍。
　　自2006年以來，國家財政支農資金的投放對象，逐漸從基層向企業、從普惠向規模集中。國家落實農業政策的主要抓手和調控變量，也開始從對農戶的直接支持，轉變為對生產和流通中的中間環節的支持。比如，對耕種一定規模以上農地的大戶、對龍頭企業以及對各類收儲企業給予相對更多的補貼。這種政策取向，在各地都帶來了一輪“壘大戶”的高潮，通過行政手段強力推動土地流轉和規模集中，更是興起了一批專為對接國家補貼而“拉郎配”的“合作社”。
　　農業產業化、“公司+農戶”、“公司+合作社+農戶”模式的設計初衷，是冀望龍頭企業發揮帶動作用，將初涉市場經濟大浪的分散化的小農生產打包、重組，建立有組織的集團軍，整體入市，從而在肯定改造小農經濟、轉變傳統農業的歷史大勢前提下，盡量平滑這一過程對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的打擊，甚至使之從中受益，并配合以“鄉-城”勞動力轉移為牽引的人口轉變，逐步過渡到農業經營的適度規模和農民收入的合意水平。但這一模式在其執行過程中，公司和農戶在追求利益的方式和目的上又存在明顯差距，使得這種聯合本身就相當松散，具有天然的不穩定性。
　　本世紀初，李昌平先生道出了“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的“盛世危言”。10年過去了，不少農民仍然很辛苦，特別是糧食主產區的一般農戶尤其辛苦。他們承擔的是確保全國65%～70%糧食供應的重任，但又經常面臨供求面的“谷賤傷農”以及收購企業因牟利沖動而采取的聯手打壓。
　　小農經濟依然是我國農業的底色。小農經濟植根于家庭本位。穩定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形成以后，家庭便成為社會經濟生活的基本單位，家庭內部的供養關系和血緣聯系，確保了家庭成員作為利益共同體的生產效率和分配公平。在工業方面，商品經濟取代自然經濟，大工廠取代小作坊似乎并不困難。但農業方面，家庭經營轉向完全的商品經濟，還需要更長的時間。強行扯斷家庭經營的鏈條，試圖將無數個異質性的家庭細胞重組成一個個同質性的農業合作社乃至人民公社，片面追求合作經濟發展和農業產出增長的速度，效果適得其反。但這并不等于說，以家庭經營為基礎的小農就沒有合作的需要了。
　　通過合作，市場交易次數總會減少，與交易相關的搜尋、談判、監督的成本都會相應減少。合作農戶越多，交易成本減少的效果越顯著。不過，在減少這種看得見的外生交易成本的同時，另一種內生交易成本可能會增加，那就是作為合作經濟組織成員的農戶，面臨著組織內的再分工問題，農戶為了爭奪分工的好處，會有機會主義行為。規模越大，人數越多，個體目標往往也會產生更多的沖突。因此，合作也存在一個適度規模問題。
　　這個道理，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1980年的《社會主義首先要發展生產力》一文中就有總結，他在談到上世紀50年代初期，農業合作化并沒有影響到農業產量，反而促進了農業增產的原因時就準確地提到：“那時，在改造農業方面我們提倡互助組和小型合作社，規模比較小，分配也合理，所以糧食生產得到增長，農民積極性高。”
　　是誰，在哪些環節過度地分割了主產區農民應有的利潤？這個問題的背后，其實就是農民合作和組織的問題。五常大米產區的案例提示我們，作為一級地方政府，應改變那種好大喜功、片面追求規模的“壘大戶”偏好，從對“龍頭企業帶動”、“公司+農戶”的概念化膜拜中走出，對農民的自主選擇和自發合作保持開放和支持的態度，讓各類真正具有內生需求的農民合作組織遍地開花并直接與市場發生聯系，而不是由大量臃贅的中間層次越俎代庖，只有如此，才能減少制度性的跑冒滴漏，讓廣大農民真正共享農業發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