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環境、宏觀經濟形勢、上市公司質量和相關政策是影響股市的四個主要因素。要找出中國股市“熊霸全球”的病因，就必須從這四個因素入手，詳加分析。
第一，從國際環境看，兩次危機對中國而言不是災難而是機遇。很多人把中國股市下跌歸結于國際環境的不景氣，但事實并非如此。首先，自2008年以來的兩場危機對中國并無太大影響。從金融系統看，發達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其銀行、貨幣與資本市場體系都環環相連。但中國不在其中，我國的銀行、貨幣和資本市場體系均具有較強的獨立性，國際金融形勢動蕩對中國金融體系造成的影響十分有限。因此，次貸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并未對中國經濟造成實質性影響，那些認為中美應共渡難關的看法，是對戰略機遇判斷的失誤。中國跟美國本就不在同一條船上，更談不上同舟共濟。我們對美國、對國際經濟只能是異船相幫。
不僅如此，從歷史上看，無論是英國取代荷蘭，還是美國取代英國，無不伴隨著一個國家的衰退和另一個新興國家的興起，這是不爭的事實。美歐的衰落，正是中國崛起千載難逢的良機。同時，中國在這兩場危機中被贊為世界經濟的引擎，甚至被比喻成沙漠中的綠洲、黑暗中的明燈。人往高處走，資本要逐利，國外的資金和人員流向中國非常正常，并不可怕。我國不同于日本，擁有大量的項目可供開發，如果能引入其他國家的直接投資來完成這些工作，不僅能助推危難中的國際經濟，也能避免我國主要依靠商業銀行信貸資金引發的系統性風險，實為一箭雙雕之舉。
因此，這兩場國際危機對中國而言絕非災難而是機遇，將股市不振歸因于美國次貸危機和歐洲財政主權債務危機，不過是掩蓋我們工作失誤的說辭而已。
第二，從國內宏觀經濟形勢看，中國經濟持續向好的勢頭并沒有隨著兩場國際危機的發生而改變。正是在這兩場危機中，中國的GDP突破40萬億，位居世界第二。GDP增速也始終保持在9%以上，是主要發達國家的5倍之多。中國的財政收入持續以每年30%的速度遞增；截止到今年11月底，我國已實現財政收入9.73萬億，超過去年全年的8.3萬億，今年全年收入達到10萬億以上已成定局。當主要發達國家的赤字率全部超過警戒線時，中國的赤字只有8000億，占GDP的0.5%。2011年中國的赤字預算為9000億，可10月底的財政盈余居然達到1.33萬億；而此時，美國兩黨卻在為未來十年減赤1.2萬億美金鬧得不可開交。歐美政府債務占GDP的比例已普遍接近或超過100%，遠超60%的警戒線。而我國中央政府的6.7萬億債務和地方政府的10.7萬億債務加總，債務率也不過44%。
從銀行的角度看，當今中國的存款余額仍高達28萬億之多，居民儲蓄32萬億，銀行的總資產已達104萬億，銀行的壞賬率不足1%。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的話說，當今中國具備目前世界上其他國家最缺的兩樣東西：錢多和成長性。中國具有足夠的財力支撐未來的經濟增長，宏觀經濟形勢依然向好。
第三，從上市公司的質量看，中國上市公司財務數據08年以來持續向好，營業收入和凈利潤水平不斷提高。盡管2011年各上市公司利潤增長所有放緩，但依然呈現向上的態勢，具有相當的投資價值。而且，目前中國上證指數整體市盈率不足15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股票的市盈率甚至久久徘徊于7倍左右。對目前經濟蓬勃向好的中國來說，這樣的市盈率遠遠談不上高，這樣的上市公司所支撐的股市，即使不“牛氣沖天”，也絕不應該“熊霸全球”。股市的持續低迷，實在難以怪罪到上市公司質量的頭上。
第四，監管政策的制度性缺陷才是造成股市持續低迷的深層次原因。既然以上三個因素都無法解釋股市的不振，政策的影響自然就是股市持續下跌的唯一合理解釋。事實上，貨幣政策的不穩定性和監管政策的制度性缺陷都會對股市造成極大影響，但人們普遍能夠看到貨幣政策不穩定對股市的擾動，卻往往忽視了監管政策的制度性缺陷才是導致股市持續低迷的深層次原因。不對股市監管進行制度性反思，中國股市就永無抬頭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