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即將過去，從今年中國經濟發展的態勢來看，盡管國內外經濟形勢異常復雜，但放在全球主要經濟體的橫向對比層面，決策層在駕馭經濟增長方面依然保持著較高的水準。相關的經濟數據也不乏亮色。例如，今年前三個季度，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保持著9.7%、9.5%以及9.1%的增速，第四季度的增速預計也在9%左右。預計全年GDP總量以國際匯率計算，將達到6.3萬億美元，已經躍上具有指標意義的6萬億美元大關。今后，中國的追趕目標將是雄居世界頭號經濟大國之位長達116年之久的美國。
在主要國家之間的經濟競爭越來越集中到對國際經濟秩序主導權以及重要產業控制力爭奪的今天，簡單的GDP總量排名至多具有符號意義。況且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邏輯框架下，已經嵌入到全球價值鏈分工環節的中國經濟業已成為跨國公司全球產業和資本流動的一部分。例如，中國去年將近6萬億美元的GDP中至少有1/3是由外資企業創造的。因此，有人認為國民生產總值(GNP)才是衡量一國經濟實力的重要指標。而先于中國參與全球分工且擁有大量海外債權的日本，其GNP仍然領先中國一大截。至于跨國公司遍布全球的美國，其天量GNP更讓中國難望項背。
看來GDP真是令人糾結的發明。如今，除了政府官員們基于政績考核機制依然對此十分看重之外，經濟學家、市場人士尤其是普通百姓并不像以前那樣敏感了。普通百姓更多時候是感覺到生活壓力的加劇和名義工資的不斷貶值。筆者倒是覺得，一向負有經濟信息披露重任的國家統計局除了按照三次產業結構對中國的GDP進行分析之外，還應該從經濟增長的內生性、有效性以及內外資在經濟增長中的比重等方面，來剖析中國如今將近6萬億美元的GDP到底有多少是經得起產業回流和資產泡沫破滅打擊而可以留下來的。
假如把幾串數字放在一起分析，則今日中國經濟這些年來高速增長的福利效應并不明顯，或者說，有效經濟增長依然是高難度命題。盡管中國去年的經濟產出達到5.88萬億美元，財政收入這些年來更是大幅增長。例如，1999年的財政收入剛剛突破1萬億元，到了2007年已經超過5萬億元，2008年則達到7.73萬億元。2010年全國財政收入超過8.3萬億，比上年增加14562億元，增長21.3%。預計今年將超過10萬億元。說明中國已有相當的財力來支持建立初步覆蓋全社會的社會福利體系。但普通百姓更為關注的社保基金缺口至少在10萬億元。號稱中國最富的都市——上海，每年社保資金虧空均在百億元以上；再看收入分配情況，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美國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遠遠超過了美國，已經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以綜合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重要分析指標——基尼系數來看，國家統計局已有10年沒有公布中國的基尼系數，不過根據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組織的估計，過去30年里，中國的基尼系數由0.28上升到危險的0.47，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還有可能繼續上升。
在經濟可持續發展越來越依賴于資源和技術的今天，像中國這樣的特殊大國決不能滿足于經濟規模的表面擴大，而應從稀缺性和壟斷性的角度正視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技術瓶頸與資源供給約束。
如果說美國的寅吃卯糧最終可能吃盡美元紅利，那么中國為追求經濟增量而對本就不豐裕的資源寅吃卯糧式的利用，其后遺癥則要遠遠超過美國。美國寅吃卯糧發展模式的副作用主要體現在仰仗美元霸權而對他國經濟的掠奪上，中國長期以來并不那么優化的經濟增長模式的顯性風險則主要在內部循環。可以想象，勞動生產率大約只有美國7%、單位GDP能耗是美國3倍的中國，要維持年均8%的增長率所付出的代價有多大？且不說中國業已非常脆弱的生態環境難以承載既有增長模式造成的進一步污染，就是國內并不豐裕的存量資源大概也難以滿足日益增長的天量需求；假如中國不能克服資源供應瓶頸，不盡快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切實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則一旦在資源獲取方面遇到難以克服的國際阻力，中國經濟發展又將如何得以持續？
因此，唯有有效經濟增長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常態，且基于這種增長路徑的財富積累能夠有序轉化為民生福利，則中國經濟“超日趕美”才是實質性飛躍。
在增長和轉型的未來5年，如果經濟能夠順利轉型，切實提高增長質量和效益，中國即便年均經濟增長只有7%，其福利效應一點也不會比高增長低效率的9%的福利效應差。有鑒于此，中國既要積極提高勞動力、資本積累與全要素生產率，更要盡快啟動系統重要性領域的市場化改革以及構建高水準的公共服務體系，以給資本尋找新的投資渠道和創造新的需求，最終實現政府職能由建設型向服務型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