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擴內需，特別是擴大最終消費提到了一個更高的高度。應該說，擴內需既是我國明年穩增長的需要，也是促進未來我國經濟轉型的需要。筆者以為，擴大居民消費，最核心的就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進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較快增長。而要改革收入分配格局，無論在初次分配，還是二次分配中，政府都大有可為。
　　近年來，局部地區的“用工荒”使得中國低端勞動力市場出現結構性拐點，農民工工資形成機制從傳統的“生存成本定價法”轉向“市場型勞資談判”。農民工資近年保持了近20%的同比漲幅，而與此同時，城市工薪階層工資增長相對緩慢，消費需求增長乏力。在推動城鎮居民收入增長方面，是不是只能靠勞動力市場自然的變化，而政府作為的空間不大呢？
　　筆者以為，在初次分配中，政府是可以有所作為的。比如，勞動與社會保障部門加強勞動執法，強化對勞動者的權益保護；完善工會制度以及工資形成機制，逐步落實工資集體協商機制，提高勞動者在工資定價方面的話語權，改變就業市場供過于求帶來的勞動者弱勢地位以及勞資雙方天然形成的權利不對等。
　　在初次分配中，政府還可以通過破除電信、電力、石油等行業的壟斷，縮小行業收入差距。此外，政府還可以進一步向中小企業和服務業減稅，這樣既可以增加就業，同時也可以通過給企業減負，讓企業更好地讓利給勞動者。
　　在二次分配中，政府更是大有可為。政府應更好地發揮稅收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將更多的財政資金用于民生，特別是與民眾息息相關的民生領域。同時，各級政府還可以加大國有企業紅利上繳比例，將這部分資金運用到民生領域。目前，重慶市已將國企利潤的30%上繳財政，用于民生領域，這一經驗就值得推廣。
　　雖然近年我國加大了二次分配力度，增加了對民生領域的投入，但還存在許多問題和不足。首先，政府對“民生”定義過寬，許多投入民眾并沒有直觀的感受，受益可能也不多。其次，許多民生投入還存在利益輸送、分配不公的問題。比如，保障房等分配中就存在變相福利分房問題，在醫療、養老等福利制度中，更是存在強勢群體福利更多，弱勢群體福利更差的“負福利”的狀態。再次，許多公共產品和服務地域分布不均，加重了部分群眾的生活負擔。比如，近年各地出現優勢教育資源不斷集中的傾向，城市家長為了讓孩子上更好的學習，不得不交高昂的擇校費。而農村家長為了讓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資源，不得不進城陪讀，家庭教育成本不降反增。在家長負擔加重的同時，教育部門和部分教育機構從中恐怕獲益頗多。
　　因此，政府在增加民生投入的同時，一方面要把更多的資金投向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民生領域；另一方面，還必須促進政府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促進不同人群、不同地域的公共服務相對公平。只有這樣，民生投入才能發揮更好的效益，否則二次分配可能淪為向利益群體輸送利益的通道。
　　總之，在改變收入分配格局的過程中，政府大有可為。當前政府應當抓住機遇，在收入分配領域推進一系列改革。唯有如此，居民收入增長過慢、內需增長乏力的狀況才可能得到根本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