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成為債務危機重災區的深層原因在于，政策組合跛行，財政非一體化和貨幣一體化的對立。這既給了歐洲各國更大程度透支財政潛力的搭便車激勵，又使得貨幣政策的約束力缺乏必要的微觀基礎，給貪婪留下了更大空間，遂使“看得見的手”一步步滑向失控的邊緣。
2011年歲末，歐債危機“前波未滅后波生”。英國的傲慢自私、德、法的力不從心和邊緣國的無力自拔混合在一起，發酵出一個缺乏約束力的約束協議、缺乏共識的共同協議、缺乏救助力的救助協議，債務危機和全球經濟的未來再度被放飛至陰云密布的不確定性時空。
本周二，德國總理默克爾反對提高歐元區救助基金的貸款上限，歐元人氣驟降；隨后，意大利5年期國債拍賣平均中標收益率再創歐元誕生以來的高點；惠譽則下調了歐洲五大商業銀行的評級。
穿過歷史的煙云透視當下，冰冷的危機恰恰對應著火熱的欲望，失衡的現實恰恰對應著自負的理論，歐債危機的爆發和升級，看上去很突然，感覺上有些偶然，實際上卻是一種無奈的必然。從經濟學誕生那一刻起，其與生俱來的浪漫和逐步放大的貪婪不可避免地將現實世界導向一池萍碎的夜黃昏。
愛因斯坦說：“科學是部劇本”，經濟學的劇本，從一開始就充滿了神秘的浪漫，而劇本的主角，名叫“均衡”。亞當·斯密從未真正提及過“均衡”，但正是他第一次將均衡思想引入了經濟分析，而這也成為古典主義經濟學區別于原始經濟理論，進入“科學時代”的標志。斯密用詳盡又略顯干澀的語言表達了均衡的內涵：“經濟系統的引力中心”。它指任何經濟過程都自然趨近的一種終極狀態，經濟系統任何時間都被吸引朝向經濟運行的均衡水平。當代經濟學極其博雜繁復的理論大廈，幾乎完全是建立在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之上的。
盡管人們在很長時間里并不知道“均衡”是什么，但經濟學家讓人們相信，“看不見的手”會自發引致市場“均衡”，直到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掃全球，經濟學家們才開始懷疑，所謂均衡，也許不是那么唾手可得，而是需要人為的努力。
這種懷疑引致了幾十年的爭論，政府是否需要運用宏觀政策來幫助“看不見的手”實現經濟世界的美麗均衡？毫無疑問力主政策干預的凱恩斯占了上風，從此之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變成了改變、甚至重塑經濟世界的利器，現代宏觀經濟學也在大蕭條的現實廢墟和凱恩斯的思想創新中建立并成長起來。
在政策調控使用日趨頻繁之后，費爾普斯等經濟學家開始注意到“凱恩斯在《通論》中雖然主張政府干預，卻沒有充分考慮改變經濟政策的影響”。和浪漫一樣，均衡實際上十分復雜而難以兩全。如果將政策目標定位于代表內部均衡的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代表外部均衡的國際收支平衡，那么單一政策往往難以促成內外均衡的同時實現。這種尷尬的“米德沖突”讓人們意識到，政策工具需要更加豐富一些，政策配合也需要更加緊密一些。
于是，經濟學家的注意力開始集中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之上。歐元區之父蒙代爾由此提出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政策指派法則，即“將財政政策指派給內部均衡，將貨幣政策指派給外部均衡”，理論上看，這種隔離式的指派似乎能夠有效解決政策影響力的沖突，但實際上，這種理想化的指派卻埋下了極大的隱患。
人們一直忽略了一點，力主政策調控的凱恩斯主義誕生于經濟危機之中，也就是說，人們之所以接受“看得見的手”干預經濟，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深度衰退中對重回經濟繁榮的迫切渴望。某種程度上看，作為經濟學歷史上最負盛名的理論創新，凱恩斯主義中夾雜著貪婪的種子，而伴隨著其后政府力量的不斷壯大，貪婪的種子悄然生根、發芽，并不斷成長。
更令人遺憾的是，政策搭配本可以抑制這種貪婪，但經濟學家們卻并未將注意力集中于此，人們談論政策搭配，本質上是為了實現“更加協調、內外均衡的增長”，而不是為了“約束過強的欲望和制衡過強的力量”。在絕大多數時候、絕大多數地方，財政政策的“GDP崇拜”和“沖動本能”總是難以遏制。更重要的是，隔離式的政策指派進一步切斷了政策間的相互約束和相互抑制，跛行的政策組合讓“看得見的手”一步步滑向失控的邊緣。
經濟學對均衡的浪漫情懷和對增長的潛在貪婪，直接導致了全球經濟“赤字化”增長的歷史潮流，這一模式的難以為繼則不可避免地導致債務危機的爆發。而歐洲之所以成為債務危機重災區，過度的福利政策、老化的人口結構和僵化的稅收政策僅僅是淺因，深層原因則在于，政策搭配的“跛行”程度尤甚，財政非一體化和貨幣一體化的對立，既給了歐洲各國更大程度透支財政潛力的搭便車激勵，又使得貨幣政策的約束力缺乏必要的微觀基礎，政策組合上的參差不齊，給貪婪留下更大空間，進而使歐洲債務風險從隱性走向顯性。
1992年至2010年間，歐元區經濟增長率的平均值僅為1.62%，大幅低于同期全球經濟增長率，這種萎靡讓歐洲各國政府的增長需求、赤字傾向更趨強烈，期間歐元區財政赤字的GDP占比均值高達3.24%，遂使馬約3%赤字上限約束在十年間形同虛設。甚至在產出缺口大于零，即在產能明顯過剩的2006年至2008年，歐元區財政依舊入不敷出，其赤字傾向已深入骨髓。
那么，該如何拯救歐元區？從超主權狀態下財政貨幣政策搭配的角度看，根治債務風險，歐元區需要三個“掛鉤”：一是內部經濟利益的“掛鉤”，真正從整體層次上推進一體化進程、確保財政貨幣政策的效力統一，需要歐元區內部經濟結構更趨協調，即通過從核心強勢國家向邊緣弱勢國家的資源輸送，改進歐元區內部的經濟秩序和基本面協同。二是財政貨幣政策的層次“掛鉤”，財政貨幣政策的搭配需要一個同樣等級的政策平臺，唯有同步推進財政一體化和貨幣一體化，改變政策跛行結構，歐洲各國的赤字傾向才有望在整體上得以抑制。三是財政貨幣政策的指向“掛鉤”，將單一政策指派給單一均衡的政策搭配模式無疑是失敗的，唯有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共同指向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才有望實現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互促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