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債危機繃緊了國際社會的中樞神經，不斷考驗著政治家們的心理極限。尤其有關主權債務國家進退的各種傳說和推測不絕如縷，有的國家已在為可能出現的“違約、退出、破產”而帶來的寒冬做準備。
　　其實，主權債務國“違約、退出、破產”在經濟學辭典中并不是生僻的詞語，歐債危機對國際經濟金融的影響，遠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悲觀。“歷史有同轍，觀今宜鑒古”。恰如羅杰斯上月在接受路透社記者專訪時所言，當前歐洲債務國的“破產沒有什么了不起的，把問題拖到最后只會越來越糟。”
　　從歷史上看，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有過多次破產的經歷。美國馬里蘭大學經濟學教授卡門 M．萊因哈特和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肯尼斯·羅格夫共同研究結果表明，僅從1800年至2008年，世界上有統計數據記錄的國家破產就達250多次。就是當今處于救援國地位的德國、法國也數度破產。在1558年至1788年230年間，法國有8次違約，以至于1768年至1774年任法國財長的阿貝·泰雷甚至認為，政府至少每個世紀違約一次，以恢復財政平衡。希臘在19世紀有一半以上的時間處于違約破產期。
　　而且，針對國家層面而言，“破產”只有理論上的意義。花旗銀行前董事長沃爾特·瑞斯頓有這樣一句名言：“國家不會破產。”國家破產與其說是破產，倒不如說是“破債”。
　　首先，國家不會停業，國家資產不會被第三方接管處置。在歷史上，只有作為獨立國家的紐芬蘭在19世紀因為不能支付到期債務，在大英帝國操縱下，加入其英聯邦而成為加拿大的一個州，其他還沒有哪個國家被強制清算，或被“破產收購”。在大多數國家的破產案例中，債務一般要減免，只償還其中一部分，因此，國家破產，實際上是“破債”。國家還是那個國家，債務已不是原來的債務了。
　　其次，由于國際資本市場上缺乏一個超國家主權的法律機構來強制主權國家履行借貸關系義務。國家主權債務的償還，依賴于各國的償還意愿，而不是償還能力。因此，所謂國家破產，不過是公開賴賬的一種委婉說法。
　　再次，國家主權債務的債權方有時并不是“誠心”要求債務方還清其債務，醉翁之意不在“債”而在于“特權”。尤其是債權方為一國政府或政府代言人時，貸款作為新殖民主義的“經濟援助”和“軍事援助”兩種重要手段之一，貸款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本息收益，而是通過國家主權貸款敲開受援國大門，獲得一些經濟和政治特權，其利益要遠遠大于貸款本息。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些老牌殖民主義者，曾慣用“經援”手段，配合堅船利炮，無數次“輕車熟路”地敲開世界各國的大門，現在時序輪回，讓他們也嘗到了其中的滋味！
　　或許有人會認為，當今世界日新月異，世界各國經濟金融的融合與滲透日益加深，歐盟現在已經是由27個國家組成的統一大市場，已經建立了強大的貨幣聯盟，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了，“新瓶”難以裝“舊酒”。其實，“天不變，道亦不變。”貨幣聯盟解體的例子在歷史上不乏其數，遑論成員國退出。如奧地利和匈牙利于1878年成立了奧匈銀行，結為貨幣聯盟，發行兩國法定貨幣克朗。其后，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塞爾維亞、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王國、波蘭、羅馬尼亞都有代表在奧匈銀行，這些國家在其全境或局部領域內接受克朗。出于民族情感、雙重貨幣制度以及克朗通脹傾向，伴隨著奧匈帝國的瓦解，1919年起各國先后退出該貨幣聯盟，該貨幣最終轉換成一個新名稱先令。1991年，蘇聯解體，15個獨立的央行代替了原來的蘇聯中央銀行，俄羅斯央行壟斷了盧布發行權，其他各國遂先后發行了各自的貨幣，經濟金融運行很快步入正軌。
　　再從歐盟自身看，其成員國退出歐洲貨幣體系也不是沒有先例。1992年英國退出歐洲匯率機制后，英鎊貶值，引起國際金融市場短期動蕩，而英國經濟在經歷了短暫的下滑之后隨即恢復了增長。現在看來，英國退出歐洲貨幣聯盟是明智的，在其他歐元區成員經濟狀況還不錯時，英國經濟卻非常疲弱，不得不“壯士斷腕”，退出歐洲貨幣體系，卻換來了英國經濟的繁榮。“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如果英國留在歐洲貨幣體系內，現在就難逃歐債危機的厄運。
　　因此，破產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無序破產。只要做到有序破產，筑好隔離帶，防止破產風險無限擴散，那對歐洲和世界的影響就不會如想象中那么嚴重。歐盟綜合應對方案表明，國際社會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
　　還有，破產和離開歐元區并不是同一個概念，破產了也不一定要離開歐元區。羅杰斯曾說，“在美國，我們的州、城市、縣都可能破產。這些都發生過，但美國還是美國，美元沒有完蛋。”“你現在要做的只是讓他們破產，持有不良資產的人們承擔損失，一切從頭再來。”
　　那么，承擔損失的“人”準備好了沒有？正逐漸清晰起來的“統一財政聯盟”，可以視作是給世人的一個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