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經濟形勢的時候，我們往往只注意經濟增長的表層因素，如國際經濟環境變化與國內宏觀調控方向等，忽略甚至有意回避那些影響經濟運行的制度性因素，這是欠妥的。在筆者看來，由分配矛盾導致生產過剩，是中國經濟下滑的制度性原因。
　　最近有學者提出，中國目前經濟增長率下降，不是因為流動性不足，而是盈利性不足。流動性不足是宏觀調控造成的，是外生因素；但盈利性不足，就是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因素。
　　也有人認為，目前企業利潤增長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原料和人工費用的上漲，成本提高利潤自然要減少，因為成本與利潤都是產值的構成成分。筆者認為，不能排除這方面原因，但這不應是主要原因。一般來說，企業總是會把成本上升的壓力通過提價方式向市場轉移，所以才有“工資與物價螺旋上漲”的說法。因此，看成本上升是否侵蝕了利潤，應看利潤在產值中的比重如何變化。
　　2007年我國工業利潤占工業GDP的比重是24.6%，到2010年仍然高達24.4%，幾乎沒有發生變化。2008-2010年這三年中，居民消費率下降了2.2個百分點。這說明在分配中生產成果的占有仍然向資本傾斜。而利潤增長率大幅度減速的同時，利潤占產值比重卻基本不變。這個事實恰恰說明，企業利潤下降的主要原因，不是原料、人工等成本的上升，而是由生產過剩引起的經濟減速導致利潤增長率下降。比如從工業速度看，2007年6月是本輪經濟增長的最高峰，達到19.4%，而到今年10月份已經下降到13.2%。
　　然而，中國經濟中還保留著傳統經濟的色彩，最集中體現在三方面。第一，農村經濟中仍然保留著土地集體產權；第二，國企比重仍然很大；第三，各級政府的力量遠比西方強大。后兩個方面使中國城市經濟在面臨生產過剩危機時，能夠通過傳統的經濟方式實現快速擴張，從而達到西方經濟遠比不了的反危機效率。比如2007年，非國有經濟在投資中的比重已經顯著上升到72.5%，但危機一來，非國有經濟的投資大幅度收縮，而中國政府通過10萬億貸款和4萬億投資擴張，迅速把中國經濟從低谷中拉出來。到2009年，國有投資的比重又回到了45%，盡管引來“國進民退”的種種批評，但這是反危機所必須實施的措施。
　　此外，政府稅收的高速增長也是中國擴張機制的一部分。用財政開支減掉政府消費后的余額為政府儲蓄。2007年政府支出中的儲蓄比重只有1.4%，但是到2010年大幅度上升到40.1%。在2008-2010年國家財政的新增開支當中，有55.5%用到了投資方面，以至于在這三年新增的中國資本形成額當中，政府儲蓄的比重高達30%，而2008年以前只占不到10%。在已經有大量過剩產能的基礎上繼續加大投資，雖然避免了短期的衰退，卻加重了未來長期經濟過剩的矛盾。
　　這種情況可以從投資與生產之間的關系中得以體現。因為投資完成額代表著供給能力的增長，生產增長曲線的變化則是現存需求決定。如果投資完成額增長率高，工業增長率也高，表明新增工業生產能力有足夠的發揮空間，反之則標志著生產過剩壓力在增加。
　　從這個角度看，當前的問題很大。因為2009年制造業投資增長率是26.8%，2010年是27%，今年前10月顯著提升到31.6%。這說明2009年以來的大規模投資，到目前已經開始進入到一個新的產能釋放高峰。但當產能曲線開始大幅度向上的時候，生產曲線與利潤曲線卻都顯著向下，未來的趨勢只能是走向更嚴重的過剩。
　　可以觀察通用、專用、交通以及電器設備這四個領域的生產和投資情況。這四個產業都是裝備類產業，更能反映產能的變化情況。這四個產業，今年以來產能大幅度增長，生產卻在顯著下降，而產能向上曲線與生產向下曲線所形成的“剪刀差”，就是衡量過剩程度的一個重要標志。由于這個趨勢，估計明年的工業增長率還會下降，可能會降到11%-12%，而投資完成額和制造業投資完成額的增長率則可能繼續提升至25%和33%。也就是說，明年的過剩程度會繼續趨向于嚴重，這將對增長形成持續壓抑。
　　特別需要提到的是，在新一輪產能過剩當中，鋼鐵行業可能是重災區。自8月以來，全國鋼材市場價格開始出現向下波動，到10月中旬在一周內就下跌了5%。這與需求不足有關，也與鋼鐵產能不斷釋放高度相關。目前鋼廠利潤率只有1.5%，大幅低于5%的工業平均水平，但還有5000萬噸生鐵和4000萬噸煉鋼能力在建，今后的問題會更多暴露。
　　還必須注意的是，如果產能擴張是建立在信用擴張基礎上，生產過剩危機就必然會引起金融危機。因為生產過剩危機的爆發，會使生產企業斷絕還貸來源。2008-2010這三年，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累計為67萬億元，同期銀行中長期貸款增長累計超過15萬億元，貸款占同期投資額的22%。實際上，還會有許多銀行資金通過各種渠道流入投資領域，估計過去三年的投資中，應該有不少于30%用的是銀行的錢。所以如果發生過剩危機，對中國銀行體系的傷害必然是巨大的。綜上考慮，產能過剩對中國經濟的沖擊，值得高度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