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擔當公益功能也并不排除其為了保持一定的積累而贏利，只是這種贏利性應該受到管制，至少不能產生沒有節制的暴利。
　　國資委副主任邵寧日前參加“2011中國企業領袖年會”時表示，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國有經濟布局結構調整路徑日漸清晰，國有企業在向兩個方向集中，并逐漸形成了兩種類型不同的國有企業：具有公益性質的國有企業和競爭領域的國有大企業。
　　在國企暴露一系列問題、各方強烈呼吁進行機制改革的背景之下，國資委負責人的講話引起了各方關注，這種改革努力值得肯定。
　　國有企業應該擔當公益性質的“民生職能”嗎？毫無疑問，是的。這首先可以從現代國有企業存在的理由中尋找答案。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外部性、自然壟斷、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存在以及基于國家戰略安全的需要等等，是國有企業存在的被普遍接受的理由；由此反向觀之，國有企業首先存在于市場競爭不能涵蓋的領域（所謂的“市場失靈”），或者因國家戰略安全需要限定市場競爭的領域，這就“先天性”地決定了國有企業不能像一般企業一樣追求贏利最大化。
　　關于國有企業的“公益性”議題，有人質疑“是否回到了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去”，其實，如果從上述國有企業存在的理由來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有企業的公益性，與計劃經濟下的國有經濟普遍完全的公益性相比，是有清晰邊界的，本質上也是完全不同的。同時，國企擔當公益功能也并不排除其為了保持一定的積累而贏利，只是這種贏利性應該受到管制，至少不能產生沒有節制的暴利。
　　而國企在市場與計劃條件下的這種功能差異，也決定了目標實現方式的不同，應該著重探討的要點在于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要明晰國有企業是否需要具有以贏利為目標的職能？基于上述的邊界限定，單純追求贏利職能的國企定位在發達國家似乎并不多，但在我國，因體制性質所決定以及要求的國有經濟必須保持控制與領導地位，允許與需要一些類型的國有企業具有贏利功能，如何劃定國有企業的公益性與贏利性邊界，是一個需要認真權衡與討論的問題。
　　從實踐來看，在我國現階段，國有資本在以下五大領域占絕對控制地位：一是石油、石化、煤炭、電信、電網、發電、鋼鐵、造船、航天、軍工；二是鐵路、公路、水利等基礎設施；三是城市公用事業如供水、供氣、供熱、園林綠化、垃圾焚燒、污水處理、公交、地鐵；四是銀行、保險、證券及傳媒行業；五是文教與衛生醫療等。國有資本在這些領域占絕對控制地位，判別哪些行業主要擔當公益職能，哪些行業可以進行有限贏利，哪些行業可以充分贏利，是可以找尋到合理的邊界的。
　　其次是對國有企業宏觀調控方向以及內部治理做出改革。對競爭領域的行業應放松行政準入管制，以創造市場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而在內部治理方面，鑒于一些國有企業容易出現官僚氣息、浪費與效率低下等問題，如何防范以前所爆出的類似“天價酒”、用國有資產購買別墅，甚至國企高官尋租腐敗等問題發生，應該是當前改革的一個重點。
　　第三是在國有企業的紅利分配機制方面做出改進。在國有企業尤其是央企存在過度壟斷的背景下，國有企業利潤分配已經日益顯露出其不合理性，亟待改進。而綜合上述問題，改革首先應從收入分配入手，重點在于規范國有企業內部的初次分配行為,以及從宏觀角度改革國有企業利潤在全社會范圍內的“二次分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