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國新辦發布中國首個《中國對外貿易》白皮書。商務部官員崇泉在發布會稱，根據世界銀行數據顯示，中國對世界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量的貢獻率2003年是4.6%；2000~2009年中國對世界經濟的累計貢獻率已經超過20%，高于美國。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對于世界經濟的推動作用日益凸顯，累計貢獻率超過20%高于美國，也在情理之中。這是無可否認的經濟貢獻，至于是不是高于美國，其實并不重要。問題的關鍵在于：中國經濟不能都“貢獻”給了世界——與對于世界經濟宏觀層面的推動力相比，中國經濟的內部“滋養力”不足，確保經濟發展成果全民共享的力度和強度尚需全面提升。
　　在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以廉價的勞動力價格作為支撐的。我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達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續下降，2005年已經下降到36.7%，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而從1978年到2005年，與勞動報酬比重的持續下降形成了鮮明對比的，是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美國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曾撰文指出：“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也相對很廉價的勞動力，這種勞動力優勢在經濟增長初期可以彌補、對沖高的制度成本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
　　由于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過低，“干得多，掙得少”直接制約著百姓消費能力和生活質量的提高。正因為囊中羞澀腰包不鼓，普通居民的消費能力一直不高，影響到市場，就直接體現為諸多商品價格因為購買力不足而顯得定位偏高，很多普通消費品也象征性地成了“奢侈品”。在國內吃一次肯德基30元，與美國吃一次4美元相比，價格其實差距不大，但美國的肯德基就是平常的快餐，可對于很多中國人來說，30元的肯德基卻吃不起——洋快餐在中國異化成“高檔消費”，這是消費力太低（即收入低）的現實表征。
　　勞動者報酬占GDP比例太低的另外兩個代名詞是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擴大。適度的差異是有利于社會發展的，但國內貧富差距早在1994年就已經突破警戒線，還在不斷擴大。
　　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太低，可以視為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期的一種改革的代價和陣痛。那么，在經濟總量成為“世界第二”的現實語境下，我們已經有了能力對這種改革陣痛進行救贖。無論是政府在涉及二次分配的社會福利等方面加大投入，逐步彌補因為初次分配帶來的巨大差距；還是改變經濟增長模式，以實質性的制度舉措規范市場分配體系，都是題中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