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有確定的相關關系，但對外貿易促進經濟增長，離不開一定的條件。在傳統理論運用的時代，人們考慮較多的是零和博弈，沒有雙贏與多贏，貿易動態利益中隱含的發展機制沒有被揭示出來。
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在1954年提出了二元經濟模型，揭示了發展中國家經濟貿易增長、人口紅利得以實現的秘密。幾乎在同時，另一位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遜也證明了國際貿易極大推進一國經濟增長的原因與機制：一國出口擴大意味著進口能力的增強，而進口中的資本貨物對經濟增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按比較優勢配置資源將提高專業化程度與勞動生產率；出口增加對就業擴大與規模經濟有明顯的貢獻；對外貿易促進產業結構調整與技術進步，使落后企業退出市場；貿易發展還會鼓勵國內外投資。阿根廷經濟學家普雷維什則提出“中心-外圍”理論，剖析了處于外圍的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與貿易中的從屬依賴地位。美國經濟學家克拉維斯也明確地將對外貿易稱為“增長的侍女”。他認為，一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是內需，外部需求只構成對增長的額外刺激，而這種刺激在不同國家的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重要性。
由于自由貿易的凈收益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越來越小，導致在國際產業分工中處于下游地位，而世界市場對初級產品的需求則不如以往。與此同時，發達國家針對發展中國家、欠發達國家工業制成品和加工農產品出口的“新貿易保護”形式趨多，力度趨強；他們甚至可以利用WTO的規則，例如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以及其他如技術性貿易壁壘等，輕易瓦解發展中國家那一點點“比較優勢”。
但是，WTO作為一個權威組織及其規則的存在與執行，本身就是一個進步。美國在WTO中常常敗訴并深感對此無能為力，這是20世紀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從未體驗過的感覺。美國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支配和無視聯合國，但卻不能以同樣態度對待WTO，因為在WTO，一個相當弱小的成員，都可以擁有與經濟大國同樣的選票。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經濟已從供給約束轉為需求約束。此時，從供應一頭來吸引需求，產業升級、商品與服務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品牌優勢、知識產權等概念引發了新的思維浪潮，形成了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基本理念。對此，邁克爾·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曾引發國人很大的興趣，波特分析了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的相同之處與區別。他認為，比較優勢基本上是一種廠商理論，而競爭優勢必須體現于國家、產業、企業三個層次，更強調多層次性、全面性。所以對發展中國家實行超越戰略，競爭優勢給出的充要條件，起點高，滿足面大，因而要求極高。
對中國來說，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十分現實的途徑之一，是加大研發投入，從一方面或某些方面，獲得我有人無的智力成果，通過法律的程序實現這種無形資產市場化，取得高附加值、高收益率回報。筆者認為，“知識產權優勢”可以被包含在比較優勢之中，也可以體現出一定的、甚至是強大的競爭優勢。為了準確明晰其邏輯，可以表述為“通過知識產權戰略實現由知識產權帶來的優勢，從而加快外貿增長方式轉變的速度，縮短這一過程的路徑�！笨梢詫⒅R產權戰略看得廣義一些，它將對貿易、投資、產業、商品直至復合型人才隊伍建設等，產生強大凝聚與促進作用。知識產權不斷地生產出來，就能夠迅速地改善貿易條件，扭轉外貿遲滯增長局面，并由此自然地培育出通過外貿自主創新而誕生出來的一個漸趨龐大的能力吸收系統，還可以成功地減少國際貿易領域存在并愈演愈烈的知識產權侵權糾紛。在國際經濟理論界，知識產權的力量，正被人們稱之為繼比較優勢、競爭優勢之后的“第三種優勢”。
在這些內容之外，我們還應關注新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中的其他內容，如規模報酬遞增理論，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主張“把規模經濟和比較利益相結合作為貿易生產和貿易利益的主要原因”。如羅默等人研究的新增長理論，將技術進步作為增長乃至發展的核心因素。新增長理論構造了一系列模型，將技術變動內生化，以研究國際貿易與技術進步及經濟增長關系。根據這個理論，國際貿易一定會發生技術外溢，后進國家將有機會逐步獲得越來越多的技術，同時激烈的競爭將迫使、刺激每個參加國際貿易的國家努力開發技術新產品，這樣，通過持久的不懈努力，就能實現對外貿易增長與經濟發展的路徑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