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本周二就蘋果公司與深圳唯冠公司有關“Ipad”商標爭議做出一審判決，駁回蘋果公司訴訟請求，同時見諸媒體的還有深圳唯冠代理人放話要向蘋果公司索賠百億。
　　蘋果Ipad平板電腦雖然這兩年在中國風行，但商標卻是深圳唯冠早在十年前就已申請注冊了。史蒂夫·喬布斯先生那時大概還沒開始琢磨Ipad呢。所以，無論今天的蘋果Ipad如何成功，也改變不了深圳唯冠Ipad注冊商標的有效性。除非蘋果公司買下來，否則在中國未經許可使用Ipad商標，那就構成侵權。
　　當然，蘋果公司在知識產權上絕對是一流高手，它不僅充分預料到了Ipad的潛在商標風險，而且為解決中國內地的Ipad品牌隱患時，技巧高超，通過在英國設立一家名為IP的小公司來與深圳唯冠的總部——臺北唯冠洽談收購，最后以3.5萬英鎊達成收購協議。可惜百密一疏，臺北唯冠雖是深圳唯冠的股東、商業上的實際控制人，但在法律上卻是獨立民事主體，而且還分別是在不同法域下的法人，不能當然代表彼此。因而，這次深圳唯冠訴訟的核心，就成了蘋果舉證他在收購中，臺北唯冠的行為是否代表了深圳唯冠，是否構成中國大陸民法意義上的“表見代理”。現在一審法院未予以認定，那就說明，至少憑現有證據，蘋果公司沒能說服法官。
　　據已披露的信息，從法律技術層面說，蘋果公司在本案中確有瑕疵。從商人角度來說，認為臺灣地區的唯冠與大陸的深圳唯冠由同一個老板控制，法定代表人都是一個自然人，臺灣地區的總部簽了合同，大陸子公司卻不認賬，未免有失誠信，此種看法似乎也不無道理。問題是，商人邏輯與法律邏輯大有區別，法律講究的是邏輯與規則。
　　按照中國商標法，侵犯商標權行為的賠償有三種：首先是權利人的損失，其次為侵權人的獲利，最后是法定賠償。在本案中，權利人深圳唯冠因為蘋果使用Ipad商標遭受了多少損失，這大概沒法認定，但蘋果公司在中國內地因為使用Ipad商標銷售了多少平板電腦，賺了多少利潤，應該是可以查得出來的吧？所以，別看我們整天抱怨中國法院判決知識產權賠償不高，真要嚴格依法辦事，這樣的案件中的判決賠償金額，那可能就是個驚人數字。
　　有人會問，蘋果Ipad平板電腦在中國如此受歡迎，如果敗訴，是否真的就不能賣了，得改名換姓才行？答案很簡單，只要堅持依法辦事，那就不能賣。類似問題在中國早有先例。還記得“凌志”這個汽車品牌嗎？現在的“雷克薩斯”，當年在中國銷售時，本來被市場普遍接受的品牌是“凌志”，后來因為該商標已被人注冊，又無法通過收購渠道解決，被迫改用音譯的“雷克薩斯”新品牌。通常，如果有一定市場基礎，企業都愿意采用有基礎的品牌，而不必從頭做起去樹立一個全新品牌。畢竟培育一個品牌的時間、精力和財力都是相當可觀的。
　　從商業角度來說，臺北唯冠已出售了Ipad商標，現在子公司不認賬，若要追究其不誠信的責任，法律上蘋果并非沒有救濟渠道：即通過原來簽約主體公司向臺北唯冠索賠，雖然筆者不知道那個協議約定的適用何種法律，但對于一個標的僅區區3.5萬元英鎊的合同，就算是按照全世界最嚴厲的法律，又能索賠到多少違約金或者違約損害賠償呢？所以，蘋果公司不惜舍近求遠，不狀告合同的向對方臺北唯冠，卻跑到深圳告深圳唯冠，顯然是有莫名苦衷的。
　　不過，雖然一審深圳唯冠大獲全勝，蘋果卻并非沒有翻盤希望。在持續的外交等壓力之下，考慮到以往法院有保護知識產權強勢一方的傾向，尤其是當中國企業和外資企業發生知識產權爭議時，不了解情況的人多半會慣性思維認為是中國企業侵犯了外資大企業的知識產權，本案若非注冊時間大大早于蘋果公司推出Ipad的時間，則勝負也許還難料。而且，即使目前的格局下，從已披露的信息看，臺北與深圳唯冠法定代表人相同，按照中國法律，法定代表人簽字與蓋企業公章一樣，均為可代表企業的行為。筆者沒有看到判決書，不知法院對該事實是如何分析認定的。不出意料，蘋果必定上訴。除非按中國法律的判決生效，而且最高法院的再審維持一審判決，此案都可能存在變數。作為律師，筆者希望的是，所有的博弈都在庭上，即在臺前而非幕后。
　　宣稱要向蘋果索賠100億的人還沒有采取正式行動，卻引來了蘋果公司的訴訟。也許，蘋果訴訟一部分是試圖通過法庭的法律博弈，一部分大概也不免是為了在公關上主動，即使敗訴，也把自己置于收購中上當受騙的受害者角色，至于之前耍手腕兒設立小公司收購的事，那就是知識產權斗法的水平問題了。
　　這個案件與另一個著名的娃哈哈商標案，都證明了一點，解決在中國的法律糾紛，可能還是中國律師比較靠譜。中國的知識產權法律是跟國際規則接軌的，中國律師對于中國法律的熟稔和理解，不會亞于國際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