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道堵塞沒有疏浚之際,陡然開閘放水,其結果不但難收澆灌之效,更會引發水災之患。 這一治水通則,用于貨幣政策亦然——“貨幣存量”可喻為水,貨幣政策“由從緊變寬松”可比作開閘放水,貨幣政策“滿足實體經濟之需”可比作有效澆灌,而“低成本的融資通道”則可比作經過疏浚的河道。 12月5日,存款準備金率下調0.5個百分點正式施行,這是我國3年來的首次下調,將向市場釋放近4000億元的資金。很顯然,在我國實體經濟遭遇嚴重危機之時,持續從緊的貨幣政策已然開始松動。 實際上,雖然今年以來我國啟動了歷年罕見的從緊貨幣政策,存款準備金率一度高達21.5%,一年期存款利率高達3.5%,但是在今年以來公開市場逾2萬億元凈投放的持續對沖之下,我國信貸總量與2010年的7.9萬億元相比,僅有小幅減少,全年約為7.5萬億元左右。與2007年、2008年的3.6萬億元、4.8萬億元相比,則明顯仍處于高位。而如果以M2存量計,則我國可謂全球最“有錢”的國家,截至今年6月,我國M2總量高達78萬億元(約合12萬億美元),遠超同期美國的9萬億美元、日本的10萬美元,與歐元區的總量相當。 在這種情況下,貿然進行貨幣政策寬松,則明顯有引發“水災”之患,從而有可能將稍見好轉的通脹趨勢,再次推向高位。 實際上,就我國當下“缺錢”現象而言,并非是整體性的,而僅是結構性的——中小企業缺錢,但大型企業并不缺錢;實體經濟缺錢,但投機性游資仍在四處出沒。這種結構性扭曲現象的顯現,其根源在于我國直接融資通道的堵塞。 正是直接融資通道的堵塞,造成了我國當下極其矛盾的景觀:一邊是貨幣之水勢汪洋、一邊是中小企業饑渴難耐,一邊是銀行業利潤高至其他行業總和、一邊是實體經濟艱難維持日趨衰弱,一邊是投機之風難以遏制、一邊是中小企業的頻頻倒閉。 這種極其矛盾景觀的出現,充分說明欲解決我國當下實體經濟的資金困境,其根本要義并非是貨幣政策的開閘放水,而是急需對直接融資通道進行疏浚。而在直接融資通道疏浚之前,任何看似好心的貨幣寬松,均只會推高通脹水平,讓銀行業賺取更多的暴利,讓投機之風更加大行其道,而根本難以對實體經濟進行紓困。退而言之,即使貨幣政策的開閘放水,可以讓中小企業略沾雨露,但其融資成本之高僅可讓中小企業茍延殘喘,而根本難以讓其持續發展,更何況由此帶來的通脹隱患,極可能讓整體政策效果以“弊大于利”的敗局收場。 雖然,對于實業經濟而言,我國改革開放后直接融資通道的打開,距1984年發行“飛樂音響”第一只股票已近30年,距上證所、深交所1990年正式成立已有20多年。此外,我國更分別于2004年、2009年創立了中小板和創業板,OTC產權交易、企業債融資亦于近年來不間斷地試行,但是,上述諸多直接融資通道,不僅其整體規模距我國實體經濟的龐大需求相差甚遠,更重要的是,在我國資本市場監管嚴重不力、重融資輕分紅的“圈錢市”之下,不僅沒能起到有效的資金配置,更在歷年高達90%的股民慘遭“絞殺”之下,其融資規模雖然一直在擴大,但融資增速卻明顯在下滑,已嚴重跟不上我國當下實體經濟的需求。 就我國當下“缺錢”現象而言,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我國“錢少”,而在于我國缺乏有效的直接融資通道。對實體經濟流動性不足的根本解決,其著眼點應鎖定資本市場的有效治理,以及金融體制的深化改革,而不在于貨幣政策的頻繁調整。如果忽視這一本質邏輯,本末倒置地進行貨幣政策的開閘放水,就我國未來經濟而言,則顯然是“福少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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