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價格泡沫日益成為宏觀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仡櫧�年來發生的金融危機，基本都是資產價格泡沫破滅的結果，不僅事后治理需要付出高額的成本，還會對經濟社會產生巨大的沖擊。因此，事前對資產價格進行有效調控，可在很大程度上防范金融危機發生。筆者認為，資產準備金或可成為現有貨幣政策工具之外的有益補充。
　　作為一種操作便利的宏觀審慎監管和貨幣政策工具，資產準備金（Asset-Based Reserve Requirements，簡稱ABRRs）的作用機理其實并不復雜，簡言之，就是中央銀行通過變動各類風險資產的法定準備金率，調節金融機構所持資產的總成本與總收益（或者不同資產的相對成本與相對收益），間接影響金融機構的信貸投放和證券投資總量（或者各類信貸投放和各類證券投資的構成比例），進而達到總量貨幣調控（或者結構性調控）的政策目標。
　　例如，中央銀行上調信貸資產的總準備金率，將會增加商業銀行信貸投放的成本，有助于遏制信貸投放的過快增長，起到宏觀緊縮貨幣總量的效果，反之則起到貨幣擴張的效果；針對高風險的資產類別設定較高的準備金率，可以降低其相對收益，促使資金流向其他風險較低的資產類別，起到微觀結構性調控的效果。
　　ABRRs與LBRRs（負債準備金，即大家熟知的存款準備金）同屬于資產負債表監管手段，只不過側重點和政策目標有所差異。中央銀行通過ABRRs使金融機構的法定準備金與其資產構成比例和資產類型緊密聯系起來，主要是資產—資產的關聯。在LBRRs下，中央銀行把金融機構的法定準備金與其負債構成的比例緊密相聯系，主要是負債—資產的關聯。
　　與LBRRs相比，ABRRs具有以下三個特征：一是政策覆蓋面更為廣泛。包括商業銀行在內的所有金融機構都有義務按照中央銀行的要求計提準備金，由此改變存款準備金制度下商業銀行的不利位置，促進了市場公平和避免過度的“金融脫媒”；二是充分考慮作用對象的差異性。ABRRs針對金融機構所持資產的類型差異制定不同的準備金率，便于中央銀行實施結構性的宏觀調控，彌補LBRRs等傳統工具只能總量調控不能結構調控的缺陷；三是可以部分實現微調功能。ABRRs的作用對象是金融機構所持的資產，變動準備金率并不形成類似LBRRs的放大效應，且準備金率是針對特定類型的資產設定，不至于產生全局性的影響，因而便于實施貨幣微調。
　　有了ABRRs，就可以避免貨幣政策在管制資產價格和促進宏觀經濟穩定上的兩難。在某類資產的價格顯現泡沫跡象時，中央銀行可以通過提高該類資產的法定準備金率，抑制金融機構的過度投資，促使其價格下降至合理范圍。但一般利率水平卻保持不變，不至于對消費、投資等變量產生負面的溢出效應。同時，由于ABRRs覆蓋所有金融機構的各類資產，確保該工具能夠對債券、股票、衍生品等金融資產施加足夠的影響，只要相關市場的監管部門認定某類資產存在價格泡沫，中央銀行就可以利用ABRRs對其進行干預，要求持有此類資產的金融機構繳納更多的準備金，避免資產價格泡沫的進一步累積。當然也可以對特定市場予以支持。譬如可以調低中小企業貸款的法定準備金率，增加對中小企業的資金支持等。
　　ABRRs最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被提出，歐美等國都有類似的政策實踐，但由于金融業抵制和放松監管的壓力等原因，早期與ABRRs相類似的各項政策逐漸取消，至今還沒有哪個國家將其應用于貨幣調控的政策實踐。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社會在反思危機成因之后，要求采用ABRRs以控制資產價格泡沫和實施宏觀審慎監管的呼聲日益增多。盡管目前全面實行ABRRs還存在許多操作上的技術性難題，但它對各國央行特別是我國的貨幣調控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就我國而言，面對宏觀經濟失衡、產業結構不合理等難題，在傳統政策工具受到較多牽制的情況下，可以考慮將ABRRs納入到我國的貨幣政策工具箱，發揮其在貨幣調控中的作用。鑒于銀行中介主導金融體系、信貸投放決定資源配置，以及監管部門對信貸調控具有豐富經驗等實際情況，我國可參照ABRRs的調控思想，嘗試對商業銀行的信貸資產實施法定準備金制度，待市場條件成熟和積累一定的實踐經驗之后，再將其延伸到全部金融機構的所有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