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微觀審慎金融監管制度著重于對單個金融機構穩健性的監管，其基本假設前提是，如果所有金融機構都是穩健的，則整個金融體系也是穩健的。但由于存在“合成謬誤”、“羊群行為”及個體行為有限理性和市場行為短期性，這一假設前提并不必然成立，單個金融機構風險具備轉化為系統性風險的途徑。在微觀審慎監管基礎上引入宏觀審慎監管，防范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成為目前各國金融監管制度改革的共識。
宏觀審慎監管有兩個主要目標：一是防范金融風險在金融機構之間傳播并最終引發系統性風險，二是控制金融體系存在的“順周期性”以緩解金融體系對經濟波動的放大效應。我國“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要“構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框架，建立健全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預警體系、評估體系和處置機制”。
商業銀行體系順周期性具體表現為，商業銀行在經濟上升周期會增加借貸量，提高杠桿率。同時，監管者及評級機構或被興奮情緒所蒙蔽，或受銀行家決心快速擴張的政治壓力所影響，出現監管不足；而經濟開始出現疲軟的時候由于更多考慮到信用貸款的償付可能，更加傾向于緊縮信貸規模，使那些沒有風險、能夠獲利的項目也難以獲得融資，從而可能導致整個宏觀經濟的進一步緊縮，并轉化為通貨緊縮。因此，銀行信貸政策的態度在本質上有助于加強經濟波動，因而具有很強的順周期性。
從金融監管制度層面看，“巴塞爾Ⅱ”存在制度方面的順周期安排，按照巴塞爾委員會的規定，用模型計算資本比率的銀行只需5年的數據，而這可能僅涵蓋了繁榮年份，因此存在低估違約率的可能性。作為替代，銀行可以依靠外部評級來設定風險權重，借此確定最低資本持有量，但評級機構也會受宏觀經濟狀況的影響，因此有必要尋求逆周期的監管框架。
從目前的研究與實踐的進展來看，研究者與國際組織探討的逆周期金融監管制度框架的核心內容可以歸納為逆周期監管工具以及與其相關聯的宏觀經濟指標。
探討得較多的監管工具包括資本類工具、風險類工具以及機制類工具。資本類工具包括最低資本要求的完善、動態資本的改進，風險類工具則主要包括完善貸款準備金和撥備的計提制度，機制類工具討論得最多的是在此次金融危機中備受爭議的內部評級法及VaR的改善。
在宏觀經濟指標的選取上，目前探討較多的是經濟增長指標、資產價格指標、信貸增長及貨幣指標、杠桿率等等。此外，對于實施機制是以規則為導向還是以相機抉擇為導向以及公允價值計量會計準則這一外部規則改革的討論也是逆周期金融監管改革的重要內容。有關改革的措施，在2010年11月召開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首爾峰會批準的金融監管改革的文件（即“巴塞爾Ⅲ”）中得以體現。
“巴塞爾Ⅲ”的核心內容包括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明確了三個最低資本充足率要求。第二部分明確了兩個超額資本要求：一個是資本留存超額資本要求，另一個是逆周期超額資本要求，超額信貸總量增長是國內與國際銀行體系系統性風險指標，即私人部門歷史信貸總額除以GDP的比率與實際信貸總額除以GDP比率之差。此外，還提出了最低杠桿比率以及流動杠桿比率和凈穩定資金來源比率要求。第三部分對過渡期進行了安排。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巴塞爾委員會確立了逆周期資本監管的整體框架，包括相互聯系的四個模塊：緩解最低資本要求的周期性波動、建立前瞻性的貸款損失準備金、建立高于最低資本要求的資本留存超額資本（conservation
buffer）、建立與信貸超常增長掛鉤的超額資本要求（countercyclical
buffer）。“巴塞爾Ⅲ”的問世標志著全球金融監管制度跨入新的時代。
美國后危機時期金融監管改革措施主要體現在有大蕭條以來“最全面、最嚴厲”的金融監管法案之稱的《多德—弗蘭克法案》，防范系統性風險是該法案的重中之重。歐洲各國出臺了泛歐金融監管改革方案，提出建立新金融監管框架，包括“三局一會”（歐洲銀行局、歐洲保險與職業養老金局、歐洲證券與市場局以及歐洲系統性風險委員會）的架構，以完善歐盟金融監管體系，加強整個歐盟層面上的金融監管和風險防范。
目前，各國逆周期金融監管實踐具有代表性的是西班牙實行的“統計撥備制”。西班牙政府2000年開始采用“統計撥備制”，新建“統計撥備”科目作為一般撥備和專項撥備的補充。該科目是預期損失與專項撥備的差，預期損失取決于信貸周期，因此，實際“統計撥備”數額可能為正也可能為負。當經濟處于繁榮時期，按歷史違約率計提準備金，高于當期違約率，統計撥備科目為正，多計提準備金；如果經濟衰退導致違約率高于歷史數據，則統計撥備科目為負，會少計提準備金。但根據IMF和西班牙監管當局公布的數據，目前說西班牙的“統計撥備”制度是成功的還為時過早，其政治成本也不容忽視。
我國注重參與全球金融監管改革，加強與有關國家和國際銀行監管機構在金融監管改革方案制定工作中的合作與協調。我國“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要“構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框架，建立健全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預警體系、評估體系和處置機制”。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監管部門通過動態管理信用風險撥備水平、建立動態資本補充機制以及動態調整貸款價值比率等措施實施逆經濟周期的監管，在宏觀審慎金融監管實踐方面積累了一定經驗，但仍處于探索階段。
宏觀審慎監管及其框架下的逆周期金融監管理念提出的時間并不長，無論是在理論研究還是在監管實踐方面仍有待進一步加強與完善。
第一，目前國內外理論界對逆周期金融監管框架的研究并不完善，逆周期金融監管的工具及宏觀審慎指標體系的研究尚有待深化。在監管工具方面，各國有必要根據其金融市場發育及監管文化等因素對現有工具體系進行補充，也有必要選取能充分反映各國國情的不同層次的宏觀審慎指標。
第二，有必要通過建立逆周期金融監管工具與宏觀審慎指標之間的動態模型來對逆周期金融監管工具的運用進行實證分析，為動態管理商業銀行資本水平以及風險撥備水平提供更加精確的指導。
第三，目前理論分析以及監管實踐大多集中于商業銀行體系，事實上，證券與保險行業也存在類似于商業銀行體系的順周期性特征，某些方面順周期性可能比商業銀行還強，因此也有必要探索有效的逆周期監管框架來加強監管。
第四，如何在逆周期金融監管與執行貨幣政策兩者之間進行有效協調，從而在維持一國金融體系穩健的基礎上實現貨幣政策目標，已成為考驗各國金融監管與貨幣當局的重大問題。
第五，在傳統的微觀審慎監管框架內加入宏觀審慎監管，是防范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的可行辦法。而監管職能的合理分配、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也成為各國在新的金融監管體系下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統一、協調的監管構架的建立與完善無疑是各國金融監管機構需重點考慮的問題。
第六，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金融體系的外部性決不僅限于一國范圍內。由于某些龐大金融機構的規模超過主權國家，在國家層面上對金融機構的監管已經失效，在沒有適用全球的監管法律體系的情況下，金融風險帶來的全球金融體系動蕩極易傳導為國際間的政治風波。筆者認為，應探討建立在全球金融產品交易征稅基礎上的全球財政體系、貨幣體系，建立權威性高的全球監管機構進行全球治理，以應對全球性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