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第十九次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在檀香山舉行的機會，美國大推此前冷門的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TPP）。奧巴馬迫不及待地向外界表露：美國已和其他八個APEC國家就TPP的貿易大綱達成了一致，將以亞洲為重點來刺激經濟增長。國務卿希拉里更明確表態，TPP是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重點。其后在峰會部長級會議上，她干脆直言，未來十年美國將在這一地區大量增加外交、經濟和戰略等方面的投入。
　　美國“重返亞洲”云云，似乎更多的只是起到強調作用。事實上，美國在亞洲的經濟、軍事、政治存在，從未明顯削弱過。英國和歐盟是美國自二戰以來最重要的全球戰略盟友，即便現在遇到歐債危機的困擾，但是這一重要地位也非眾多亞洲國家所能企及。因此，從本質上來看，華盛頓一再重彈“亞洲重點論”，主要目的不過是為在歐洲經濟疲軟之際，在亞洲尋求更多的經濟政治利益，以推動國內經濟復蘇和抑制外部亞洲國家的崛起。尤其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客觀上似乎有些削弱了美國的地位，這是美國怎么也不希望看到的。而亞洲國家因為存在歷史遺留的敏感問題，部分小國有凝聚起來或尋找靠山以爭取自身利益的動機，這讓美國找到了實現亞洲經濟戰略的切入點。
　　但是，TPP這一機制是否能達到奧巴馬政府的這一戰略目標，還得看這個機制本身是否有超越其他多邊經貿機制的優勢。畢竟，在當下和平發展占據世界主流的時代，經濟利益是所有行動背后最為強勁的推動力，也是左右世界各國政局的主導因素。政治因素更多的是圍繞經濟因素運轉，體現經濟利益主體背后的訴求。
　　從TPP的歷史沿革和趨勢特征來看，短期內實現奧巴馬政府目標的可能性并不大。TPP最早由文萊、智利、新西蘭和新加坡等4個APEC成員國于2005年簽署，在這四個經貿總量較小、互補性較強的國家之間建立高標準的貿易協定有其積極意義。畢竟APEC涉及國家眾多，談判曠日持久，且不具備較強的目標約束，先在少數國家內部實現貿易自由化可以規避談判持久戰的威脅。
　　然而隨著2008年美國、澳大利亞、秘魯和越南，2010年馬來西亞的先后加入，這一機制的內部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國家規模和數據大幅增長，原本較為容易達成的貿易自由化協定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如貿易伙伴之間的互補性、對等性等等。再加上未來日本很可能加入，原本的機制恐怕很難勝任多國之間經貿關系的協調。所謂內部國家越多、機制越復雜，整個體系的穩定性和協調性就越差，TPP機制也難以規避這一客觀規律。譬如在農業政府補貼問題上，日、美之間無疑將會發生較多的爭執。
　　君不見，日本各地農民正群起抗議野田佳彥首相準備加盟TPP的行動。據日本農水省給出的數字，日本若加入TPP將承受高達11.6萬億日元的損失，并使340萬農民失去工作。要知道，日本大米等農產品的關稅為400%左右，如果完全撤除關稅，當國外大米涌入日本市場，日本農業恐難以為繼，眾多農民將放棄對稻田的耕作，日本食品安全將岌岌可危。這在日本，始終是個打不開的死結。日本此前與其他國家達成的各項經濟合作協定中，總共有大約９４０類產品不在取消關稅范圍內，其中８５０多種為大米、麥、肉類等農畜產品。
　　從實際的經濟利益分配來看，美國早已與TPP中絕大多數成員國達成了眾多的雙邊貿易協議，在現有雙邊貿易機制上再多加一個貿易協定，實際意義究竟有多大，恐怕也難以有所定論。但是就美國國內大選的形勢來看，反對黨很可能利用這個事實抨擊奧巴馬政府浪費公共資源進行低效率的外交活動。
　　此外，奧巴馬要想重振出口，卻舍大從小，為了TPP的5億消費者市場，將中國13億消費者市場排斥在外，這無疑又成了共和黨的另一話柄。再說，即便美國力邀日本加入TPP，但在世界經濟復蘇狀況仍非常虛弱的情況下，這些國家不可能繞過中國這個巨大市場，單獨與美國貿易往來。尤其像澳大利亞、智利等資源出口國，近期的經濟復蘇主要受益于中國市場的需求。通過TPP來孤立中國的想法，難免顯得幼稚。
　　環視全球，中國已成世界經濟核心的組裝工廠，即便工廠要搬遷也不可能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更何況工廠自身也在不斷演化發展。中國周邊國家的勞動力成本也在隨著中國成本的提高而提升。而中國并不是當年的日、韓，勞動力成本上升之后產業會迅速轉移，中國還有廣闊的腹地和巨大的市場有待開發。
　　從根本上來說，美國政府要想重塑出口，就必須增加高科技的技術產品出口。要想用美國那樣高昂的勞動力成本從事簡單裝配生產活動，恐怕很難被其他國家接受。而中國也需要時刻保持清醒，只有完善建立龐大的內需市場，發展國內經濟，“以不變應萬變”，才是挫敗某些國家“合圍、孤立”的最有效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