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是臨近2012年，國際金融形勢動蕩局面似乎愈加變得不確定。
　　被“末日博士”魯比尼稱為“大到沒法救”的意大利，盡管迎來了以著名經濟學家為領軍人物的新內閣，但在歐債危機持續惡化、意國1.9萬億歐元的公債可能面臨強制性重組的艱難形勢下，即便富蘭克林·羅斯福和凱恩斯重回人間，恐怕也是一籌莫展。何況早已被政治化的經濟救助方案由于遭到選民勒索大大約束了政府的行為空間。至于一度被寄予厚望的歐洲金融穩定安排（EFSF），如今充其量也只能起到擋板的作用，因為該基金最多只能給意大利和西班牙撥出2000億歐元的救援資金。所謂通過金融工程將該數字擴大到2萬億歐元被認為是烏托邦。而在危機隨時可能進一步惡化的情勢下，指望主權財富基金和“金磚國家”扮演救世主已越來越不現實。
　　目前，市場人士和經濟學家們都在推演意大利倒下之后的雪崩效應。先前，德、法等區內核心大國為了保持歐元體系的完整性，連希臘和葡萄牙之類的小國也不允許退出；后來，在經過審慎評估之后，基本可以接受上述層面經濟體的自我了斷。但是歐元體系絕不能允許區內第三經濟大國意大利的退出，假如西班牙步其后塵，則歐洲貨幣聯盟將徹底崩潰。不幸的是，按照最悲觀的預計，這種可能性正在變得越來越大。
　　關于歐元的先天機制設計不足、后天約束條件太多以至于遲遲不能成為全球貨幣體系“穩定器”的原因，相關探討實在太多，筆者不想贅述。筆者只想提醒的是：歐洲盡管不缺精明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但在培養和造就戰略大師方面，歐洲與美國相比，還是瞠乎其后。試問，今日歐洲，可有能與布熱津斯基、基辛格之類戰略家相提并論的重量級人物么？
　　美元霸權體系不是憑空從天上掉下來的，不是天賜美國的大禮，更不是僅僅依靠合縱連橫就能讓美元君臨天下。美元之所以能夠成為美國主宰國際經濟和金融分工的符號，既有強大的綜合國力支撐，還與美國精心打造的“高邊疆”戰略不無關系。事實上，無論是科索沃戰爭，還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朝韓延坪島事件乃至利比亞戰爭，其背后的邏輯都蘊含著打擊美元替代者、轉移國際視線并最終穩住美元霸權的戰略動機。
　　本次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元也確實經歷了一段風雨飄搖的日子，無論是老資格的保爾森還是學術出身的伯南克以及略顯靦腆的蓋特納，在那段時間的腦細胞死亡速度肯定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快。不過，即便在美元最困難的時刻，主要大國也不敢輕易拋棄美元。而一度雄心勃勃的歐元，在這場金融危機造成的“達爾文主義”式的洗劫中不幸成為最大的犧牲品。
　　假如歐元體系當真崩潰，則由美國主導的此輪全球金融洗牌，在順勢加固美元地位的同時，也將初步完成全球頂層利益分工版圖的再切割。人民幣的行為空間也將遭到前所未有的擠壓。而一旦美國構筑了針對中國的貿易與金融包圍圈，加上高技術產業的上游鎖定，則中國將在中美核心利益博弈中更顯被動。
　　如今，美國在對歐債危機作壁上觀的同時，又是通過施壓人民幣，又是加速推動新亞太貿易協定（TPP），其戰略目的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此，中國必須高度警惕的是：由美國挑起的美中貨幣博弈短期內是不會消停的。在歐元已被歐債危機弄得心力交瘁之后，針對人民幣的大面積封殺或許正在醞釀。
　　尤其令人擔心的是：在知己知彼方面早已是九段高手的美國，對目前中國金融業的軟肋可謂一清二楚。表面強大的中國銀行業是在資本項目未開放的前提下獲得暫時性優勢的，并且尚在完善中的金融市場體系更潛藏著系統性的金融風險。假如通過綁架人民幣匯率使得尚處于工業化中后期的中國失去在金融貿易和制造業領域“補課”的機會，而美國成功地通過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實現了出口的快速增長，則不僅有可能打破“美國消費－中國生產”的分工格局，而且還將極大地擠壓中國在全球價值鏈環節的核心利益。如果那樣的話，則中國不僅將無法獲得足夠的財力來支持建立完善的社會福利體系，更有可能錯過追趕美國的“時間窗口”，進而失去成為一流經濟與金融強國的基礎性條件。另一方面，假如美國正在醞釀中的跨產業革命取得重大突破，結合其依然強大的金融服務優勢以及豐富的新技術產業化經驗，美國無疑又將筑起打壓中國的經濟高墻；屆時中國不僅會再次被拉開與美國的經濟差距，說不定還會失去原先所擁有的傳統經濟優勢。
　　面對美國正在加緊構筑的貿易與金融包圍圈，中國一方面要學會運用既有的國際經濟法則，盡快提高應對國際經濟摩擦的博弈水準，早日形成相關應對方案，并以中國日漸壯大的經濟實力為后盾，切實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另一方面，經濟規模已經躍居世界次席的中國，現在有必要、也有條件盡快筑起“經濟高邊疆”，以擺脫經濟發展與戰略博弈受制于人的被動局面。而強大的資本市場、世界級的銀行與保險體系，比肩美元的國際貨幣本位幣，能與紐約、倫敦抗衡的國際金融中心以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新興產業群，應是中國打造“經濟高邊疆”的戰略目標。盡管誰都知道，這是一條荊棘叢生的險道，但我們別無選擇。
　　時不我待，吁請中國盡早構筑“經濟高邊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