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201期日前召開。論壇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前所長汪同三發表了題為：“通貨膨脹的成本推動因素分析”的主題演講。汪同三說，當前國家十分重視通貨膨脹問題，并且認為這個問題將在“十二五”期間持續存在，是因為中國通貨膨脹的成因正在發生變化，正從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向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轉變。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因素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合理性，所以將長期存在，中國的宏觀調控在這方面缺乏經驗需要積累。
談通貨膨脹的成本推動因素，汪同三首先從國家對這一問題的認識說起。他說，中國現在存在什么問題？最經常提到的三個詞叫“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
中國的會議很多，但是有三個會是非常重要的，決定著國家向哪走，怎么走。第一個會是每年秋天舉行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或者中央全會。第二個重要的會是每年年底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它是要把上一個會的精神落實到經濟工作中。中國每年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基本上都是在中央經濟工作會上做出的。第三個重要的會就是來年三月的“兩會”。這個會是要把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或者中央全會，以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精神落實到政府工作中。
看看在這三個會上，對于“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的表述。去年的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制定第十二個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穩定規劃的建議。在這個會上對于當前中國存在的矛盾和問題給概括成了十條。第一條，經濟增長的環境資源約束強化；第二條，投資和消費的關系失衡；第三條，收入分配差距大；第四條，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第五條，產業結構不合理；第六條，農業基礎仍然薄弱；第七條，城鄉區域發展不協調；第八條，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并存；第九條，社會矛盾明顯增多；第十條，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較多。這個描述是比較全面的，將中國當前所面臨的問題基本上都談到了。但是在這里有一點需要注意，就是去年十七屆五中全會講問題的時候沒有明確的提通貨膨脹問題。
到了去年年底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把中國存在的所謂“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在經濟方面概括成五條。第一條，宏觀經濟平穩運行面臨復雜形勢；第二條，糧食穩定增產和農民持續增收基礎不牢固；第三條，經濟結構面臨調整壓力；第四條，資源環境約束強化；第五條，改善民生和維護社會穩定任務艱巨。這五條主要集中在中國當時面臨的經濟問題方面，但是也沒有明確的提通貨膨脹的問題。
再來看今年三月的“兩會”，它通過了兩個重要的文件，第一個是政府工作報告，第二個是“十二五”規劃綱要，這兩個文件對于當前存在的問題和矛盾表述也有區別。先看政府工作報告。由于政府工作報告覆蓋經濟、社會、政治、文化、軍事、外交、民族等所有的方面，所以在政府工作報告里，對于中國目前存在的問題和矛盾的描述又基本恢復到了十七屆五中全會時的樣子。在政府工作報告里一開始先講到了九個問題：資源環境的問題，投資消費的問題，收入分配的問題，科技創新的問題，產業結構的問題，農業基礎的問題，城鄉區域發展的問題，就業的問題和體制機制障礙問題。
不同的是，在十七屆五中全會中提到了十個問題，在政府工作報告里一開始只提到了九個。差的是十七屆五中全會里的第九條，社會矛盾明顯增多。這在政府工作報告里一開始沒有講，但是也沒有回避，而是隨后把社會矛盾問題在政府工作報告里展開成了四個。第一條是教育和醫療的問題，就是所謂的優質教育和醫療資源總量不足，分布不均；第二條是物價上漲預期增強，一些城市房價持續上漲，這里直接把物價的問題點了出來；第三條是違法征地拆遷；第四條是腐敗。所以在政府工作報告里，十七屆五中全會講的社會矛盾問題被展開了，其中明確的點出了物價的問題。
再看“十二五”規劃綱要。在“十二五”規劃綱要里，談“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基本上完全照抄了十七屆五中全會的內容，一個字一個標點符號也沒改，僅僅增加了一句物價上漲壓力加大。但是如果只是政府工作報告提到物價問題，因為一年就有一個政府工作報告，它是一年的問題，短期的問題，如果在“十二五”規劃綱要里提到物價問題的話，它就不是一個短期的問題了，因為“十二五”管未來的五年，至少管到2015年。那也就是說在整個“十二五”期間，通貨膨脹問題都不可忽視。而且當前中央和國務院的政策是很明確的，就是保持物價穩定是當前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
為什么國家對通貨膨脹問題這么重視，汪同三分析了引發本輪通貨膨脹的三個主要原因。第一個是美國長期實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給中國造成了輸入性通脹壓力；第二個是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前兩年國內新增信貸規模較大，對價格上漲產生了滯后影響；第三個是新出現了各方面的成本推動因素。
汪同三說，分析這次通貨膨脹產生的原因，第一個就是輸入性的通脹加大了國內成本推動的壓力。理解輸入性通貨膨脹因素首先應該看到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特別是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出現的上漲趨勢，這是中國沒有辦法決定卻又必須要面對的，這主要是美國量化寬松政策所造成的。
美國搞量化寬松政策，與美國的經濟情況密切相關。以美國經濟衰退之后兩年的恢復程度來看，此次受危機的影響，無論是1975年、1982年還是1991年美國的經濟衰退，都沒有這次的大。再看每一次衰退之后美國就業恢復所需要的時間，這次也是最長的，已經36個月了還處于非常糟糕的狀況。總之，國際金融危機對美國經濟的影響相對來說是二戰后最大的，所以美國必須對經濟進行刺激。
刺激經濟只有兩種政策，一個是財政政策，一個是貨幣政策。實際上遇到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各個國家政府采取的財政政策都差不多。中國的對策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就是人民代表大會批準政府多搞財政赤字。2009年批準的政府財政赤字是9500億元，2010年是10500億元，而在2008年批準的政府財政赤字只有1700億元。中國敢這么干并認為不會嚴重影響宏觀經濟的穩定，是因為根據國外的經驗，特別是歐盟的經驗，每一個國家的財政赤字只要不超過GDP的3%就是安全的。歐盟是十幾個國家使用一種貨幣———歐元，所以要求每一個國家的財政狀況不能有太大的差別。根據中國的情況，這兩年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都是2.9%。
當然，財政赤字還只是一個額度，政府還要通過發行國債把它變成錢。國債發多少中國也是根據歐盟的經驗，國債余額占當年GDP的比重不能超過60%。這是一個很嚴格的標準。中國2009年剛剛開始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時候，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只有20%多，即使把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債都算在國債上，比重也就50%左右。
但是美國不一樣，它的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大概是10%，它的國債余額占GDP比重大概是100%，是相當嚴重的。也就是說美國在財政政策上已經沒有余地了。所以美國要刺激經濟，財政政策是不可行的，能用的就只剩下了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里又分直接的貨幣政策和間接的貨幣政策。間接的貨幣政策就是匯率和利率，美國的利率長期以來不足1%，已經沒有繼續下調來增加貨幣供應刺激經濟的可能性。所以只能用直接的貨幣政策，就是強行地向經濟中注入貨幣。美國國會先是批準了小布什政府大概8000億美元的赤字，后來又批準奧巴馬政府7000多億美元的赤字，但是它發行的國債沒有人買，最后迫使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出面大概買了4000億美元左右的美國政府國債。而這4000億美元是美國聯邦儲備銀行開動鈔票印刷機印出來的。這就是當初的QE1。
按說這應該引起通貨膨脹，可是沒有，因為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印的這些美鈔大多沒有進入流通領域，而是成為銀行的超額準備金。所以美國人又搞了QE2，注入了6000億美元。這是在去年下半年的時候，當時美國的經濟存在兩個問題，一個是失業率居高不下，需要通過刺激經濟提供新的就業機會，解決它失業率太高的問題。還有一個是它面臨通貨緊縮的壓力，CPI當時只有1%多，它希望往上提到2%。所以美國采取量化寬松政策是有針對性的，美國一定要采取刺激政策，又沒有別的選擇，只有量化寬松這一招。美國的經濟差不多占到世界經濟的四分之一，如果這些政策能夠在某種程度上緩解美國問題的話，對于世界經濟都是有好處的。
然而畢竟美國采取的這種政策目標是要提高價格水平，和中國要抑制價格上漲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必然給中國帶來通脹的壓力。這種通脹的壓力從三個渠道產生影響。第一個渠道是美國要使價格上升對中國有一個傳導，第二個渠道是國際市場大宗商品都是以美元計價的，即使這些大宗商品的供求關系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僅僅因為美元的流動性增加，也會造成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第三個是美國注入的資金自己吸收不了就會外流到其他的國家，也包括中國在內。
由于西方國家采取量化寬松政策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很難消除，特別是現在歐洲又出現了主權債務危機，必然還要靠量化寬松政策解決，所以在今后一段時間內中國還會面臨輸入性通脹壓力。
通貨膨脹的成本推動的另一個主要因素是中國薄弱的農業基礎。汪同三說，21世紀以來中國已經面臨了三次通貨膨脹，這三次通貨膨脹雖然都有它具體的原因，但是也有一個相似之處，就是導火索都和農業有關。從上個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糧食播種面積逐步下降，糧食產量逐步下降，累積幾年下來，造成糧食供求關系緊張。于是2003年非典之后糧食開始漲價。結果在2003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央決定取消農業稅，建立良好的最低收購保護價，給予種糧直助。通過這樣強有力的政策，中國連續七年糧食增產，今年夏糧已經增產了，很可能連續第八年糧食增產。
但是即使是這樣，中國的人均糧食占有量也并沒有明顯的變化。2009年雖然增產，但是人均糧食占有量比2008年還下降了，棉花的人均占有量更是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中國的農業還是處于一種緊平衡的狀態，所以農產品價格還長期存在上漲的壓力。
另外，不和諧是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不和諧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而這里的一個關鍵內容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世界上平均的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比是1.6，就是農村每收入1元錢，城市收入1.6元。中國前幾年的比值超過了3，從今年開始農民收入的增長速度比城市居民快了一點，但是比值仍然超過2.9。農民收入偏低是一個大問題，嚴重了就可能影響穩定。解決的辦法很多，但最根本的辦法是要使農民的勞動更值錢，要提高糧食價格，使它超過CPI，這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第三個因素是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一個國家居民收入分配狀況如果比較合理的話，應該是一個棗核形，就是兩頭尖中間寬，高收入和低收入人群都是少數，中等收入人群較多。然而中國是鴨梨形的，高收入者是少數，低收入者一大堆。由于長期以來各方面復雜的原因，造成中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明顯偏低，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明顯偏低的狀況。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必要扭轉這種狀況，所以在一定的時期內，在一定的程度上要使居民收入的增長快于國民收入的增長。經濟學上講，勞動工資的提高不能超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超過了就是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所以采取這樣的措施，就意味著中國未來一段時間都要承受一定程度的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
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土地成本。比較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居住用地交易價格指數和CPI的走勢高低可以看出，土地的價格長期以來明顯大幅度高于CPI，所以土地價格對于總體物價水平拉動是非常明顯的。然而解決這個問題并不容易，因為它不單純是土地的問題，至少和中國的財稅體制改革是相聯系的，甚至和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也是相聯系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很敏感很復雜的事情，短期內是解決不了的，也就意味著土地價格對于CPI上漲的影響也是一個長期的問題。
再一個就是物流的問題。汪同三在這個問題上首先談了三個數字。他說，根據國家發改委的數字，中國的社會物流總費用占GDP的比重是18%，是發達國家的兩倍。根據世界銀行的數字，中國的流通費用占一般商品價格的50%，占農副產品價格的70%。所以前幾年蔬菜價格過高的時候，中國有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就是運蔬菜的卡車走高速公路不收費，開辟綠色通道，結果蔬菜價格馬上就下來了。還有一個令人臉紅的數字，是全世界的收費公路有82%在中國。
汪同三表示，發展物流業本來的目的是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使價格下降。然而中國現在發展物流業在某些場合已經成了為特殊的利益集團謀利益的手段。比如說北京的首都機場高速路，從1990年亞運會的時候開始收費，收到現在還要繼續。北京市提出來的理由是北京現在還有40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是依靠貸款的，費用還沒有收回來。所以這個問題短期內也是很難解決的。
汪同三說，輸入性的通脹因素，農業的問題，勞動力成本的問題，土地的問題，物流的問題這都是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有兩種，一種是需求拉動型的，一種是成本推動型的。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由于經濟增長速度很快，因此經常遇到通貨膨脹問題，只有上個世紀90年代后期，亞洲金融危機之后那幾年，經常遇到的是通貨緊縮問題，但是通貨膨脹的原因是在發生變化的。
在上個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時候，這些地方出現高通貨膨脹主要是需求拉動的，那個時候是雙過熱，投資過熱，消費也過熱，結果國民收入超分配，錢相對于產品太多，于是搶購彩電、冰箱。但是現在，中國的通貨膨脹已經逐漸演變成為需求拉動和成本推動混合式的通貨膨脹，而且肯定在未來成本推動因素會越來越明顯。西方發達國家價格也上漲，主要原因就是成本推動。中國以后大概在一段時間內也會遇到相類似的問題，存在的某些成本推動的價格上漲是必然性的，也符合普遍規律。
而且就中國的特殊國情來講，這種成本推動型的價格上漲還有它的合理性。比如說農業基礎的薄弱問題，農民收入的問題，不是那么容易解決的。要構建和諧社會，全面地提高居民收入，由此而產生的一些價格上漲是合理的。
需求拉動型的通貨膨脹和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相比較，需求拉動型的通貨膨脹會在短期內造成比較劇烈的波動，形成比較大的沖擊，嚴重地影響經濟的穩定。而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在一般情況下，會相對溫和一些，發展過程也比較緩慢。
汪同三認為，中國以前的宏觀調控對于需求拉動型的通貨膨脹是比較有效的，解決不了供給至少能抑制需求。就像現在房地產的問題，盡管保障性住房一時半會兒蓋不起來，但是宏觀調控至少能夠做到不許你買，限制需求。但是這樣的經驗對于治理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可能不靈，因為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和供需關系沒有直接的聯系。所以中國今后宏觀調控的重要任務就是要積累如何應對由成本推動造成的通貨膨脹壓力的經驗。
問：請問您是怎么來判斷明年我國通貨膨脹情況的？
答：這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今年年初有人分析上半年物價漲勢高一點，下半年會降下來，這么看的原因是什么？是假設其他條件都不變，僅僅關注翹尾因素得出的結論。翹尾因素在7月之前是比較高的，到8月、9月逐步下降，到12月降到零。現在來看情況也確實如此。
判斷明年的走勢，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要看國際上，特別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會對世界經濟、對中國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就國內的因素來講，貨幣問題引起的通貨膨脹壓力現在在明顯的減弱，明年貨幣供給的增量肯定會比今年有所緩和，這是向下走的因素。
成本推動的因素會存在，但是它不會很嚴重。在這些因素里頭，農業基本上是常態的東西，物流基本上也是常態，由于房地產價格持續高企，土地這個因素的作用也不會太強。而勞動力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生產，如果生產速度保持比較快，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因素肯定明顯。但是如果世界經濟不景氣，導致中國的經濟增長減速比較厲害的話，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因素也不會太強。
所以我想明年價格具體走勢，關鍵因素是要分析世界經濟。比如說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到底是使國際油價接著往下跌，還是往上走？中國的出口到底還能不能維持兩位數增長？明年比今年低應該是普遍的共識，低多少？多數人的意見是在4%左右，甚至更高一點。
問：您是否認為央行的宏觀調控存在緊縮過度的風險？
答：風險是任何時候都存在的。現在就是要做一個判斷，中國貨幣從緊的政策對于生產到底產生了多大的影響？比如說對現在溫州的中小企業。對于這個問題的看法現在有兩類，一類以溫州政府為代表，認為形勢非常非常嚴重，中小企業必須要救了；還有一種意見是研究部門到那里調研得出來的，認為溫州中小企業的倒閉不是普遍現象，即使有一些人發生困難，也是活該的。因為這些人一開始炒房，后來炒煤，這都可以容忍，他畢竟還是拿錢去炒實業。現在居然去炒錢。這破壞了整個經濟秩序，所以這樣的人是應該付出代價的。
由于兩種意見同時存在，所以對于溫州的問題，政府的反映是大的政策，比如穩健的貨幣政策不動，但是在具體的操作上，一些小的措施是有的。比如說建立合作基金，幫真正是搞實業碰到困難的企業想辦法。總體來看，貨幣政策在細節上在結構上是要不斷調整的，但是從目前來看，因為中國面臨的通貨膨脹壓力還沒有解決，在這個大前提之下，政策導向還不能發生明顯的變化。
問：您認為應該如何增加農民收入？
答：增加農民收入有三個大的方面。第一個方面是要加強農業生產現代化，靠原有的生產模式、原有的農業結構是不行的，要改變農業的生產模式，提高農業生產的效率，調整農業生產的結構，這是一個根本的基礎。
第二個方面，要增加國家特別是財政對農業的投入。中國在十七大的時候就提出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提這個是因為工業和城市欠農業和農民的。上個世紀50年代的時候，政府人為地提高了工業產品的價格，壓低農產品的價格，為實現工業化積累了資金。所以說是工業欠農業的，現在各級財政加大對農業方面的支出是應該的。
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是減少農民。農村人太多了，這么龐大的人口基數要想提高農民收入很難。所以“十二五”規劃里有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加速實現城市化，把農村居民轉移出來。
汪同三，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博導，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前所長。
1977年，考入北京師范學院數學系；1982年，獲數學碩士學位，同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系；1984年，獲經濟學碩士學位；1995年，在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海外投資部工作半年后，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從事經濟研究工作；1987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系攻讀博士學位，并于1990年成為我國第一批自己培養的數量經濟學博士。1989年，被破格晉升為副研究員；1992年，被破格晉升為研究員；先后任該所經濟模型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所長助理、副所長、所長，并被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
